受聘于公安局的聋哑“翻译”讲述十年来的翻译感受4月14日，马先生(右)协助公交分局的民警审讯聋哑犯罪嫌疑人 本报记者李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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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

　　马先生(应公安局要求隐去名字)：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兼职“聋哑”翻译，从事该业已有十年历史，现为个体老板。

　　对话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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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4日上午，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的民警对两名刚刚在公交车实施扒窃的聋哑人展开审讯，在精通哑语的马先生的翻译下，两名女扒手很快承认了犯罪事实。

　　马先生生长在聋哑教育者之家，父母都是聋哑学校老师，自己还未学会说话时，就已经能够借助手势与父母和他们的学生交流。独特的成长经历使他具有突破聋哑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本事。十年间接触的聋哑犯罪嫌疑人达千余人。当天中午，马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只要搭上话，几分钟就能聊起来

　　记者(以下简称记)：女聋哑扒手(详见本报4月15日A08版)跟你“说”了两句话就笑了。是不是许多聋哑犯罪嫌疑人见到你都有这样的反应？

　　马先生(以下简称马)：差不多。聋哑人的表达方式是手势加表情，所以他们的表情都很丰富，借助面部表情传递心理信号。我从小是在聋哑学校里长大的，很熟悉聋哑人的性格特点、生活习惯。所以，只要搭上话，几分钟就能聊起来，我们之间没有沟通障碍。

　　记：两个扒手开始时都不承认，但最终为何向你妥协？

　　马：我是从心里往外为她们想，劝她们啊。聋哑人经常受到冷遇，甚至包括父母、兄妹，都经常打他们、骂他们，所以他们能分清谁对他们真好。就拿这两人来说吧，涉案金额挺小，几十元钱，她们说钱是她们自己的，不是偷的，可连面值是多少她们都说错了。我反反复复跟她们说，警察有证据，当事人、乘客全都看到了。情况对你们很不利，不如就实话实说，有个好态度就能得到宽大处理。这话在理儿。而且，我还给她们讲了法律知识，告诉她们只要证据形成链条，中间没有漏洞，即使她们不认也可以照样定罪。她们听明白了，就低头承认了。

　　除了作案细节，他们什么都跟你说

　　记：这两个女扒手岁数都不大，20岁左右。在你经历的聋哑犯罪嫌疑人中，她们是不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马：她们应该算是大龄青年了。(笑)我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帮着警察办这类案子，那时候就是看警察审不下来，心里着急想帮忙。去年年末才正式接受聘任邀请。十多年了，见到的嫌疑人岁数越来越小，这两年经常遇到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拿审讯、进公安局根本不当回事，嬉皮笑脸的。除了作案细节，什么都跟你说。还经常故意气你，扬着脖子告诉你：“我昨天偷了，前天也偷了，只要把我放出去，我还偷，可就今天没偷，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

　　我对他们有感情，不愿看到他们犯罪

　　记：你做翻译工作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有其他原因？

　　马：我对聋哑人有特殊的感情，从小在他们圈子里长大，我不愿看到他们犯罪。

　　记：难道他们一点都不怕警察？

　　马：(笑)他们怎么会怕警察呢？他们的生存环境常人无法理解。有句老话说“聋哑人脑子里只有一根筋”，这种说法虽然有点偏颇，可用到聋哑小偷身上比较准确。他们生活目标明确，吃点好的，穿点漂亮的，再有点好玩的，就乐了。为什么聋哑人作案都成帮结伙的？就是这个原因。几个聋哑人在大城市掏钱包掏出了“成就”，混上了好吃好穿好玩，回老家一显摆，其他聋哑人就跟着来了。进了公安局惟一的缺点就是没好玩的，可有吃有穿，警察也不打人，不像他们老大。而且如果数额不大，关几天就放了，他们怕什么呢？

　　社会留给他们的求职空间挺窄的

　　记：你刚才提到了“老大打人”，是不是现在多数聋哑扒手都在老大的控制之下？

　　马：应该是这样。许多聋哑小偷落网后都提到过老大，但都不敢细说，怕出去后遭到老大报复。一些聋哑人比较狠，真要想弄谁的时候，敢下死手。

　　记得前两年，一个老大就把下边一个“马仔”两只手八个手指头全砍了，只留下两个大拇指。哑语树起大拇指的意思就是“好”，因为这个马仔背地里说了老大坏话，老大就只给他留下大拇指，这样以后他再见到老大只能说一句话：“你是好人。”

　　记：既然老大这么狠，许多聋哑犯罪嫌疑人落网后都经你“翻译”，你怕不怕遭到报复？

　　马：不怕。要怕怎么可能干了十多年。看到他们做坏事，偷东西，心里挺不是滋味，又恨他们，又可怜他们，可自己又无能为力。其实，聋哑人挺可怜的，他们只能享受到常人一半的生活乐趣。尤其是现在，社会竞争压力这么大，正常人找工作都困难，何况他们了？我也有买卖，还有想帮助他们的愿望，可让我雇佣他们，我也会打退堂鼓。社会留给他们的求职空间挺窄的，所以，我遇到的所有嫌疑人都不设计自己的未来。也别这么说，碰到过几个想当老大的。

　　开始一点不忙，现在每周两三个案子

　　记：您任翻译的十年间，聋哑人犯罪是不是呈上升趋势？您认为这与您所说的“求职空间窄”关系大吗？

　　马：刚开始帮忙翻译的时候，一点都不忙，一个月也就能碰到两三个案子，现在发展到每周都得有两三个。比如这周，周一周二周三，连起来了。不光是数量多了，作案手段、反侦查意识全都有“长进”了。原来也就是在公交车上掏掏兜，现在又是拍车门，又是往自行车车条里塞布条，手段越来越复杂。前几天碰到一个小伙子专门偷手机，得手就存到超市柜里，锁好，转过头接着再偷。最后落网是跟同伙吃饭喝酒忘了取当天偷的四个手机，被超市保安清了出来，报了案，警察第二天蹲坑，他大模大样来取货，被逮个正着。

　　要说数量上升原因，我觉得挺复杂。求职空间窄是一个客观因素，一些人组织聋哑人作案，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聋哑人犯罪多有团伙，分工明确。老大很少露面，层层管理，有专门负责收份子钱的，还有专门负责培训的，分配哪个“老将”带哪个“新兵”。不少下层干活的也就是混个吃住，那些出手就能偷着钱的，才能分到点钱花。

　　老大的耳目多，多数扒手没处藏钱

　　记：聋哑犯罪团伙如何控制“基层”扒手？如果扒手偷到了钱自己藏起来，老大怎么会知道？

　　马：当老大的不全是聋哑人，有健全人。他们耳目很多。而且，聋哑人好认，互相都有来往，除非他离开这个城市，否则很容易就被老大“挖”出来。多数扒手都没处藏钱，吃、住都是老大“安排”的，往哪藏？干活都是几个人一起出动，互相监督。一些做精了的会匿钱，可别让老大知道，否则就可能发生砍手指头之类的事情。

　　现在聋哑小偷落网后说的都差不多，一套版本。问他在京做什么？他肯定说刚来，上午被抓就说昨晚刚到，下午落网就说上午才来，哪个班次都说得出来。住处不是火车站就是浴池，价位、地点、里面设施都考不住他。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死不承认，实在赖不下去就说自己是第一次当扒手，没有同伙、老师。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如同接受了专业培训。这套反侦查本事应该是老大的功劳。

　　记：十年来，你是否和一些犯罪嫌疑人交上朋友？

　　马：朋友谈不上，因为我的朋友圈子主要是健全人。平时不大和聋哑人在一起。但也有几个处得不错的，挺熟，可一见他们我就生气，因为见面场合肯定是在公安局里。有一个小伙子我已经在公安局见过他7次了，看着他从一个男孩长成个大小伙子，这几次见到他我就骂，“你不偷了行不行？”可任你怎么说都没用，他们能跟我掏心窝子，可就是不听劝。让她上班可以，可工资不得低于1000元

　　记：你觉得这几年的聋哑犯罪与前几年有哪些显著不同。

　　马：差别大了。前几年讲“手艺”，“技术型”比较多，比如那些专门在公交车上掏兜的。现在“体力型”的越来越多，抢过来就跑。而且，组织性、反侦查意识强，这些都应该是这两年的最新变化。最应该注意的是，嫌疑人的“胃口”也高了。昨天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说，让她上班可以，可月工资不得低于1000元钱。

　　聋哑人管理应借鉴国外的经验

　　记：您认为哪种方法可以解决目前聋哑犯罪高发态势？

　　马：其实聋哑人的生活要求不是很高，多数聋哑犯罪嫌疑人都是受周围环境的熏陶：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渠道满足自己的需求，有“前辈”做榜样以及相关组织者的怂恿。

　　我觉得这方面的管理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国外对聋哑人的福利标准设置相对较高，从社会救助资金、福利基金等方面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大量设立残疾人工厂等，让残疾人有业可就。链接聋哑儿害怕挨打不敢认亲

　　4月8日，东城区和平里派出所与和平里地区刑警队捣毁了一个聋哑偷盗团伙，其中一成员是14岁的聋哑人亮亮。当天晚上，亮亮被亲人领走。

　　初见亲人，亮亮不敢相认，可当亲人表示要带他回家时，亮亮流着眼泪，在纸上写道，他们的头儿不让他向外人说真实情况，否则回去会遭头儿毒打。聋哑犯罪团伙组织严密

　　据从事聋哑人犯罪研究30多年的王女士介绍，北京现在至少有1000名聋哑人在从事偷盗，三四人构成一个小组，头头与“上级组织”单线联系，最底下干活的不会知道“老大”是谁。一个聋哑偷盗团伙至少会有四级，共有几十人。“上级组织”会给下级提供保护，提供房子，并会派人前来收费。据她介绍，在大商场里偷盗的绝大多数是重庆聋哑人，在公交车上的绝大多数是湖北湖南安徽聋哑人，而拍车门偷盗的，多是黑龙江聋哑人。

　　聋哑团伙之间谁也不管谁，他们可以用眼神交流，每个团伙还有自己约定俗成的暗号。被抓后，一般不能说出姓名住址，如果说了，会受很重的处罚。

　　“这是个社会问题，我接触的聋哑偷盗者都是外地人，在一些偏远地区，聋哑人社会地位低，一名福建来京的偷盗者在老家一个月只能挣100元钱。在农村，没有生活最低保障金，聋哑人很难生存。”王女士介绍。(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