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蓄发明志让7岁的“艾滋”女儿活下去(组图)

父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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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女二人和白岩松

父亲背着女儿

　　央视《新闻会客厅》昨日播出了节目《让女儿活下去》，以下是节目实录：

　　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常听见有人说叫削发明志，说为了要实现一个什么事儿，把头发给剃了，然后表示一种决心，但是在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新闻内容之中，正好跟这种表达是相反的，他蓄发明志。

　　(剪发镜头)

　　5月20日，王为军剪掉了他蓄了5年的长发。五年前，他蓄发明志，发誓要为女儿王凯佳讨回公道。

　　王凯佳今年7岁，她是个艾滋病毒携带者。

　　(黑场)

　　1997年8月1日，王凯佳出生在河北省沙河市的康泰医院。父亲王为军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在武安农村，有一对儿女是非常令人羡慕的。高兴的王为军很快接受了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建议，花钱给妻子靳双英输血400毫升，院方表示，产妇输血后能恢复得快一点。

　　王凯佳并不知道自己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的欢乐是如此短暂。出院后，母亲靳双英非但没有恢复，反而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她一直感冒，高烧不断，半年后就卧床不起。1999年5月16日，靳双英在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的情况下死去。

　　(黑场)

　　王为军是当地最早买汽车跑运输的人之一，每个月都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妻子靳双英持家有方，小两口的日子过得非常红火。靳双英生病后，王为军四处求医问药，两年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债台高筑，甚至卖掉了自己的宅基地。

　　但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1999年6月23日，在有关机构确认靳双英死于艾滋病后，北京地坛医院又确诊当时年仅一岁半的王凯佳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一家出了两个艾滋病，这在当地村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原先经常串门的街坊邻居们见到王为军父女俩就躲，小孩子们也不和王凯佳一起玩。王为军的哥哥本来和王为军住在一个院子里，但考虑到自己孩子的安全，他搬了家。

　　(现场同期，空置的房屋)

　　王凯佳在这个没有玩伴的环境里一天天长大，她也经常感冒发烧，这让王为军心急如焚。他无力承担给女儿治疗的费用，更无法承受村里人异样的目光。

　　白岩松：好，今天我们会客厅请来的客人就是王卫军和他的女儿凯佳，凯佳今天是真漂亮。

　　白岩松：以前化过妆吗？没有。你舍得一会儿做完节目洗脸吗？不舍得。今年7岁了应该。

　　王卫军：对，去年9月份，刚刚上了学前班。

　　白岩松：今年能上一年级吗？

　　王卫军：看她那个表现，我觉得她上一年级也不是太乐观。她在学校老是有小孩欺负她。

　　白岩松：凯佳，想不想上学？

　　王凯佳：想。

　　白岩松：小朋友跟你玩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王凯佳：不知道。

　　白岩松：还得回头说到你这个头发，当初五年前为了打官司，说我把头发留起来，今年5月份的时候官司赢了，剪头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王卫军：说实在的，第一撮头发剪下来的时候，那种心里也说不上，酸酸的，那种特别苦、辣，反正什么心理，各种各样的滋味马上都下来了，我一直在克制自己尽量不要流泪，但是始终控制不住。

　　白岩松：一边剪头发一边掉眼泪。

　　王卫军：对。

　　王卫军：现在的心情或许有点悲喜交加那种感觉。

　　白岩松：讲讲这个悲喜。

　　王卫军：说实在的，我有时候真的，走过的路自己都不敢想，有时候晚上一想起来就跟做梦似的，出去这种遭受的各种冷遇，然后跟别人又是吵又是骂，这种痛苦根本没法去想，也不敢去想。

　　白岩松：喜的呢？如果说有的话。

　　王卫军：喜的就是，最少我也算是熬出来了，这第一步官司总算打赢了，孩子按照专家这种说法，因为孩子那时候病毒数量挺高的，那时候就告诉我，说你这孩子可能生存的希望很小，她可能在5岁之前就可能离开你。那时候我一直在咬着牙，因为我从作为一个父亲来说，我得时时刻刻地让她能够在这个世上，如果说是有可能的话，不管是希望多么渺茫，我也要坚持。

　　白岩松：孩子什么时候，小凯佳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的事儿了？

　　王卫军：好像是两年前的一次，2002年的时候，我一直认为她不知道，有一次在下火车，从西客站出来以后，有一位等于说老大妈，她说我帮你带孩子吧，她在前面领着孩子，然后她就问，说你妈妈呢，我孩子说了一句，我妈妈死了，我一下子心“咯噔”一下。因为我一直没法跟她说，也没法跟她讲。

　　白岩松：凯佳，妈妈长什么样？

　　王凯佳：不知道。

　　白岩松：见过照片吗？

　　王凯佳：见过。

　　白岩松：那怎么还不知道呢？

　　王凯佳：不知道什么样。

　　白岩松：刚刚开始凯佳的母亲去世了，然后凯佳也最后被医生确诊说她也是那个什么，旁边整个的生活环境是不是就迅速地就开始发生变化？

　　王卫军：实际上从我妻子出院以后，这个情况马上就变了，可以说我在当时这一帮朋友也挺多的，平常喝酒、打牌、聊天这个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是就从那次回来完全没有了。

　　白岩松：一下子就不见了。家里头的变化呢？

　　王卫军：我家里的那些人，有时候表面上看他们一直在支撑着，实际上内心一直在，我都看出他们有意在躲。包括我的兄弟姐妹，就连我父亲也是害怕，其实我心里那时候也没底。

　　白岩松：后来您的兄弟姐妹从大的家庭，因为在农村，大家其实原来我看那个短片是住一块的，走了，是不是回过头来去想也理解？

　　王卫军：我刚开始那个时候心里也是觉得不太能够接受，但是慢慢地冷静下来以后，我想这也是说能够理解的，因为在农村来说，这个小孩经常在一块磕磕碰碰的，也是经常的事儿，像这样做我觉得也是应该能理解的。

　　白岩松：但是在农村里头我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你们也不能说总呆在屋子里头

　　王卫军：刚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出门，感觉到人家都是好像在躲我，我领着孩子走一个碰面，人家身子就闪过去的，人家一个眼神看你，心里感到特别特别地不是滋味。所以我一般出去就是为这个官司奔波跑，我一般就在家里呆着。因为我害怕那种眼神。

　　白岩松：其实对你更大的一个打击，或者说是同等重要的打击，是小凯佳确诊的时候。

　　王卫军：是，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为什么我没事儿，孩子有事儿呢，我自己一直在跟自己说，搞错了，肯定是防疫站那边搞错了，我自己带她上地坛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测，没想到第二天结果出来以后是，一下子把我脑子里全部都打乱了。

　　白岩松：蒙了。那天你都不知道该去跟谁说，孩子一岁多一点。

　　王卫军：我记得在医院里有一个八角亭子里边坐了好长一段时间，望着亭子那一角，我一直在想，我该往哪儿走。

　　白岩松：后来回去之后凯佳开始长大，周围的情况又是什么样？

　　王卫军：她上街都没人敢去碰她，两岁的孩子在街上，你说走得快了，走得猛了，摔一跤，按照常理说应该有人把他拉起来，但是她要摔倒了，绝对没人上去把她拉一下。还有孩子要吃糖，给她两毛钱让她出去买糖。她蹦蹦跳跳出去以后，一会儿高高兴兴拿着钱回来了，而且手里攥着糖，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卖糖的那个老爷爷他不要我钱，给我两块糖让我赶快走，她挺高兴，但是我心里那种滋味特别特别难受。

　　白岩松：知道是为什么，嫌这个钱危险。

　　王卫军：对，他不敢要那个钱。她如果说走到哪儿，小孩都躲着，她往哪儿一走都跟着躲，人家都不理她。

　　白岩松：那你怎么陪着她成长？

　　王卫军：我这几年说实在的，我都一直觉得孩子毕竟是无辜的，这么小的孩子，她不应该遭到这种待遇，所以我就是我每天要是在家的时候，我都尽量让她，她要想吃什么，我就给她做点什么，每次出来的时候她挺高兴的，在家里有时候淘气的时候，我告诉她，我明天要出去，你听话吗，听话，出去以后不许跟我撒娇，不许要东西，因为爸爸现在没钱。她说行，怎么说怎么行，反正只要能出去就高兴。

　　白岩松：怎么陪着她玩？

　　王卫军：出去之后，像我到武安、邯郸、邢台、石家庄这些，有时候上超市里边逛一圈，有时候商店里边，就是上楼、下楼，坐电梯，她对这个特别高兴，上楼下去，上去下来，在大厅里溜溜，她挺高兴的那时候。

　　白岩松：你看过去的时候，没出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应该算是奔小康去了吧，家里头？

　　王卫军：也算是有吃有住有看有花，基本上都是样样也不缺，别人有什么我也应该都有了。

　　白岩松：这个事儿完了之后，这几年你现在靠什么？

　　王卫军：我现在几乎是靠社会各界好心人的资助，从2001年开始，陆陆续续有好心人，让我最感激的就是北京有两个人，一个叫魏晓明，每年要好几个包裹，包括孩子你看穿的衣服都是他给的，这人挺细心，孩子一直在成长。

　　白岩松：号还在变。

　　王卫军：对，号一直在变，从脚上到头上，围巾到帽子、手套，他想得特别特别周到，我特别感激。

　　白岩松：小凯佳成了村子里头最漂亮的孩子了应该。

　　王卫军：还有一个人叫刘平，他曾经这几年先后资助我九千多元，每年都要给我寄点钱，还有像全国各地的，也有高校的学生陆陆续续给我一些救助，有玩具，孩子吃的、玩的，还有现金，所以我这几年说实在的，刚开始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一种愤怒与痛苦，那种绝望的感觉，慢慢的，随着时间一直在往后推，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让我看到这个社会还是热心人比较多，应该说感激这个社会。

　　为了给妻子和女儿讨一个“说法”，尽快给女儿治病，王为军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诉。

　　在王凯佳母亲靳双英去世前，武安县卫生防疫站曾经对她的患病原因做过调查，认为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输血感染。靳双英身体一直很好，只是在康泰医院输过那惟一的一次血。而当时，在这个医院周围，乱采血的现象非常严重。

　　(同期，防疫站工作人员)

　　根据对靳双英病历资料的调查，武安县卫生防疫站认为，给靳双英的输血的血源来历可疑，很可能是康泰医院的违规自采血。但康泰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沙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却截然不同。

　　沙河市卫生局认为，尽管康泰医院存在着违规采血的现象，但是给靳双英输的血是干净的，理由是他们找到了康泰医院的内部的一个职工杨巧芳，此人承认违规采了她自己弟弟的血，这袋血后来输给了靳双英。但她弟弟并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拿着这么一份自己证明自己清白的报告，康泰医院拒绝给王为军任何赔偿。

　　(黑场)

　　此后，王为军开始背着小凯佳逐级上访、申诉，但没有任何结果。王为军决定“蓄发明志”，不给女儿讨回公道就不理发、不刮胡子。

　　在女儿面前，王为军不怎么表露自己的情感。但他也有憋不住的时候。(门上的对联，发泄的诗词特写)

　　“我的一生从此时此刻起，就像风一样慢慢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往日的幸福生活不复存在，度日如年。”(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对行政申诉失去了信心的王为军决定诉诸法律。1999年12月的一天，王为军背着小凯佳走进了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寻求法律援助。

　　白岩松：一些卫生部门最初面对凯佳，面对你的时候，那个时候状况什么样？

　　王卫军：实际上它就是底层的卫生部门，我刚开始那时候，走行政渠道的时候，那时候各部门都不能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儿，老是在回避，在躲。甚至我多次跟他们发生争执、打骂，出现这样的事儿出现太多了。我记得有一次在邢台卫生局的时候，孩子有一次撒尿，撒在楼道里边了，我到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整个我一进大门，那股刺鼻的消毒味让我感到浑身的不自在，我说这是卫生局，应该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儿。

　　白岩松：消毒，就因为她没忍住，在那儿……

　　王卫军：对。那时候我的心情是特别特别地糟糕。

　　白岩松：绝望到什么程度？

　　王卫军：对方跟我说一句难听的话，你的事儿不归我管，我马上第二句话就敢骂出来，就敢骂他，然后我就动手，用拳头砸门也好，用脚踢门也好，我什么样的举动都敢做，就那种，说实在的，那时候就把命豁出去了，我什么也不怕，也不想。

　　白岩松：恨过吗？

　　王卫军：恨，那时候确确实实是恨，我觉得在一个农村出现这样的事儿，那就是卫生部门的政府的失职，首先要恨他们，然后是医院，医生这一块。

　　白岩松：恨完了呢？想过报复吗？

　　王卫军：想过，但是我报复我只能说针对医院，别的地方我倒是没有什么大的想法，而且我对当时那个医院的院长说实在的，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

　　白岩松：也绝望过，也恨过，甚至也产生过报复的念头，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要打官司？

　　王卫军：说实在的，打官司这条路，刚开始那时候不敢想，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打官司是从99年的11月份，那时候当地卫生局防疫部门不是组成一个调查组吗，最后给我一个结果就是说医院输血，违规采血是违法的、违规的，我们已经做了处罚，但是这个血液来自于健康人体，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你这个事儿，你也只能说是我们到此为止，我有一个哥哥，他多多少少懂点司法知识，他就提出来说你跟他要献血本，献血证、体检表、身份证这一类，当初抽血必须要有这些手续，我就跟他们要，他一听我说的这些话，他肯定有人在支招，给我扔出一句话，要想看这些东西，法庭上看。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说你这说的是人话吗，调查结果难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打发了吗？我跟那个卫生部沈处长说的时候，我说我该怎么办，沈处长说，实际上你这个事儿我也是从卫生部作为一个公务员来说，我也是帮你把这个事儿给你们河北省发过两次文，也催过两次，但是始终也没有答复，他说你要真的想讨一个说法，你只能走法律程序，然后用法律讨一个公道。

　　白岩松：打这个官司你要当时五年前的时候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王卫军：要一个公正的说法，然后就是赶快给孩子治病，治疗这一块，因为在条件说我这个孩子现在病毒数量很高，一旦发病的话，那是很急的，因为小孩的免疫功能特别低，他跟大人不一样，

　　白岩松：咨询过没有，如果要是能保持着对凯佳的治疗，一个月得多少费用？

　　王卫军：我从99年的时候就咨询过，那时候费用一年的话最低要十几万。

　　白岩松：一年，对于你来说这该是个……

　　王卫军：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没法想，不敢想的数字。

　　白岩松：而另一方面，作为打官司来说，对于你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行当，心里有底吗？

　　王卫军：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曾经北大的法律援助中心的主任姓郭，郭主任就这样说过，接我这个案子的时候，说你这个案子可能的话，要打两年，两三年，甚至更多一点，他说你要准备面对那个现实，我说别说两年，再长我也能够接受，

　　白岩松：为什么要留头发呢？

　　王卫军：实际上那时候我想着我能不能活下去，我就这样，保持我这种状态，我看看我的头发到底要变成什么样，要长多久，我这个事儿能够得一个说法。

　　白岩松：想过这个官司的难度吗？

　　王卫军：关键不是说这个官司进展的难，关键是干预，权力这种干预特别地难，实际上我在两级法院作为一审、二审、再审、重审这几次的审理当中，我遇到的法官也好，审判长也好，他们的态度都挺好的，素质挺高的，跟我说话也挺负责任的。但是他们后人的话真的让我有一种无奈的感觉。包括在邢台的时候，说我知道你面临的这个困境，我们也是尽快地给你判决，但是你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合议庭说了不能算，你这个案子毕竟比较大，在河北省这是第一份。从第二审的高院也是，包括审判长、法官都说得挺好，我们实际上这个判决在2001年上诉之后，第二年2002年那个判决实际上就出来了，但是这个判决书我们写好以后必须递审改会，审改会不发我们也没办法。

　　白岩松：这个案件就反反复复一下子就这么多年，当时在短片中我看到的，当时写的说我的一生就像风一样走了，何时是尽头，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

　　王卫军：当时就是感觉他们一直在相互扯皮的情况下，你找这个，找那个，然后顶头的上司我又找不到，我究竟该找谁，谁能给我一个交代。

　　白岩松：你像个风筝。

　　王卫军：是。

　　白岩松：想过放弃吗中间的时候？

　　王卫军：放弃倒是没想过，我是想过绝望的，产生别的念头，

　　白岩松：什么念头？

　　王卫军：包括把医院的院长杀了，然后我领着孩子选一种别的方式，当时我还想着，那时候感到最痛苦的时候，我在家里想了一晚上，不行的话我第二天出去买个票，带着女儿，然后哪儿最好玩，玩一天，疯疯地玩一天，然后我就买个天安门城楼那个门票，我上去一下子，自己给自己留一张纸条，我就跳下去。

　　白岩松：当时北京的律师们开始帮你，这个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王卫军：实际上从律师的介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以说一个人在河里游着游着，抓到一棵救命草，看到一点希望，我得奋力地抓住往前游，最起码说看到了希望。

　　白岩松：他们收钱吗？

　　王卫军：不收钱，实际上我在之前我准备打这场官司的时候，我也接触过、咨询过，在河北省，在我们邯郸可以说好多律师一听我这个事儿都摇头，都不敢接。

　　白岩松：人家也知道难。

　　王卫军：对。

　　白岩松：凯佳等于是在这五年的官司的道路，在你家乡到北京来回跑的道路上成长的。

　　王卫军：是，从她的眼里，在奔波中慢慢长大的。

　　白岩松：医生最早的时候说，有可能几年内会有危险

　　王卫军：实际上她从这五年来，每一次发烧我都是提心吊胆，只要一发烧我就提心吊胆，我就得赶快给她吃药。有时候她难受的时候，哪怕就是说不愿意吃，再怎么闹，再怎么哭，我灌也要把这个药灌下去。

　　白岩松：凯佳现在每天吃药吗？

　　王凯佳：吃。

　　白岩松：现在自己吃还是爸爸非让你吃？

　　王凯佳：自己。

　　白岩松：自己就能吃了，真是好孩子。

　　白岩松：前年年底开始整个咱们大环境变了，就是国家对艾滋病明显重视程度跟以前不一样了，你是不是也是在一直在关注着这种变化？

　　王卫军：我说实在的，我自己感觉到，到后来，可以说由痛苦无奈变成一种感激社会，像国家对艾滋病病人的救助、治疗、照顾这一块有了很大一个突破，最起码来说，作为一个农村底层这些农民，他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的药物，所以这一点让我挺感激的。

　　白岩松：这个时候开始有没有一种嗅觉、感觉说我的官司有可能要出现转机？

　　王卫军：那时候我还没这种感觉，也是感觉到，总感觉到这个官司或多或少会出现什么别的意外，就连我的律师也一直在担心这个官司，从法理上来说，这个案子不会出现太大的变故，但是这个私下里会出现的那个事儿是很难预料的。

　　2004年4月29日，河北省高院下达终审判决，判决沙河市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王凯佳人民币362042。55元。

　　(黑场)

　　(剪头发和背女儿走路交叉剪辑)

　　官司赢了，留了五年的长发终于可以剪掉了。王为军将头发埋在妻子的坟前，把三本判决书一页页烧掉。

　　(黑场)

　　官司赢了，但并没有真正结束。5月22日，王为军带着小凯佳向邢台中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他要尽快拿到赔款为女儿治病。多数因母婴传播而染上艾滋病的孩子活不过5岁，小凯佳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强制执行呢？

　　白岩松：什么时候呢？

　　王卫军：那天法院说的是，我们已经把这个案子等于是立上了，你执行这一块，我们马上会转到执行厅去，让执行厅下边，他们具体负责，但那个时间我们不能跟你说，我们也不好给你定。

　　白岩松：钱为什么不能给你，法庭已经宣判完了。

　　王卫军：我应该感觉到这个判决书下来应该把钱拿到手的，本来我是这么想的，但是看来这又面临一个很大的困难。

　　白岩松：原因是什么？

　　王卫军：原因我觉得还是他们家里这些势力的背后阻止……

　　白岩松：你说的是医院。

　　王卫军：康泰医院的院长，他家里的亲戚，从县到市到省都有他的亲戚，包括这五年来这个官司，我也隐隐约约一直感觉到权力，有些势力在中间一直在。

　　白岩松：原因主要在这儿，接下来从律师的角度，你咨询的时候是怎么解决下一步的事儿？否则的话这纸宣判仅仅是道义上的宣判。

　　王卫军：是，那时候我跟我的律师，我说下一步该怎么进行，她说下一步就是赶快逼着法院执行，催着法院执行，我说执行怎么执行呢，他说那也只能是法院他们自己决定，我们实际上从法律这个角度，你不能跟他提出什么额外要求。从律师的嘴里说，这个执行肯定有困难。

　　白岩松：这36万如果最后落不到实处的话，对你意味着什么？

　　王卫军：如果落不下来的话，我还得再想办法从另一个法律渠道，再继续再申诉，因为法院判决这一块也并不是说他一下子就告诉你这个36万就是一锤子砸死了，他留下这么一句等于是余地，留有余地的话，就是说治疗费这一块，等到孩子实际治疗之中，如果钱不够了，咱们再另外处理。

　　白岩松：等于这个宣判结果非常地理想。

　　王卫军：是，现在我在想，如果能把这36万拿到手，首先我下一步赶快孩子投入治疗这块，因为以前老是有人家帮助我、资助我也好，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有钱可以住院治疗，一旦出现什么别的病变，马上就可以对症用药。现在不行，现在一旦出现情况，我只能在当地用一些普通的感冒药、胶囊之类的药来维持。

　　白岩松：你乐观吗？

　　王卫军：有点不乐观，也有担心，我就怕拿不到手。

　　白岩松：我稍微有点乐观，为什么呢？现在对艾滋病的事情这么重视，而且另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说，一开始你是为了你自己这个家打官司，但后来可能你自己也注意到了，好像媒体、社会对你的关注已经不仅仅再把你当成自己的事儿了是吧？

　　王卫军：是，我确实感到有这种转变，我家里可以收到上百封的来信，他们也不断地在鼓励我，实际上我是从那些信中，我也给自己的精神上有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一直在说，打这场官司，你自己虽然在打，但是你在争取着一方的平安，如果这场官司不打，很可能遭殃的人更多。

　　白岩松：所以我说我乐观的因素也在这儿，就是这场官司赢了，它带有大背景的色彩，如果在执行的时候又执行不利的话，我们社会该怎么面对这种转变呢？

　　王卫军：我总感觉到，因为从这五年来我考虑到，有时候权力在左右这个正规的行政渠道，他不能正常进行。

　　白岩松：人命关天，还有国家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在另一方面卫军也可以，比如说执行如果不能变成执行很难，最后一直落不到实处，媒体会继续关注，社会会继续关注，我想各级其它的地方也会更多地关注，总不至于说让卫军你又打算又开始留头发了吧？

　　王卫军：如果他要是不执行，我继续再跟他再较劲，还得较劲。

　　白岩松：凯佳，跟叔叔贴个脸吧。叔叔这话筒也坐不过去，这线拴着，我得问问你了，今年想不想上学？

　　王凯佳：想。

　　白岩松：想上学。想不想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王凯佳：想。

　　白岩松：平常听不听爸爸的话？

　　王凯佳：听。

　　白岩松：来，跟叔叔贴个脸，你是怎么想的她？

　　王卫军：我现在只是想到她能够健健康康地成长，然后最大的心愿，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如果这个病被攻克，这个药研制出来，首先想到孩子获救了，彻底治疗了，那是最大的愿望。

　　白岩松：回头看这五年，最大的感触什么？

　　王卫军：回头看这五年最大的感慨就是说，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领着孩子在外边奔波回来以后，我碰到一个街坊，他问过我一句这样的话，就是说经取得怎么样了。我当时一愣，我没想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什么经啊，他说你的官司，回家以后，越想他那个话说得，真的说到点子上了。

　　白岩松：唐僧西天取经得多难啊。

　　王卫军：对，那真的得翻山越岭，爬山过河，而且半路上又出现这么多妖魔鬼怪，需要很多神仙来护送你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白岩松：你的人生呢？

　　王卫军：我的人生，我感觉到现在最起码来说，从心里感到有点安慰，对前途有一点乐观的态度。

　　白岩松：卫军，得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点虚。这些年过去了，想过幸福这个词儿吗？

　　王卫军：我现在确实心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了，有时候隐隐约约感觉到如果是孩子这一块，我最担心就是孩子这一块，如果她能够健健康康地生存，那就是我幸福的。

　　白岩松：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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