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造飞碟陷入经济危机 教授质疑研究意义(图)

“杜氏飞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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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中的飞碟

俯览飞碟

　　周末报报道 生锈的铁门，老旧的矮墙之后是几片农舍和一块开阔的土地。开阔地的一头，杜文达的妻子种了几排蔬菜，晒了几堆玉米。另一头，杜文达制作了一年的庞然大物——飞碟，默然伫立着。

　　今年10月初，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过家里以后，杜文达和他研制中的飞碟就成了人们讨论的大热门。据称，研制中的飞碟的用途是用来缓解越来越拥挤的交通。当地40个农民凑

了50万元，支持他造飞碟的事更为这个神话添加了几分悲壮的色彩。10月15日早晨，记者来到杜文达家的时候，杜文达正送两名造访者出门。临走，两人回头齐声说：“祝你的飞碟早日上天。”杜文达笑了，他很开心。

　　事实上，杜文达并不是专门研制飞碟的科学家，他开过货车、上过煤矿、做过机械工，是个为过日子而劳苦的普通老百姓。但眼下他倾其所有制造飞碟。他已毫无积蓄，连孩子上学的钱都是借来的。

　　即便如此，杜文达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他说，不管怎么样，都要让飞碟上天。“我做的飞碟其实是一种能载人的交通工具，可以作为现代交通工具的补充。我希望它能有几十米的飞行高度，能在高楼上飞，速度达到每小时100公里左右就可以了。我认为，现在就是需要这样一种多功能的交通工具，现在城市交通堵塞得厉害，自行车、汽车几乎把公路都占满了。如果研制成功，飞碟能在城市上空飞行，那么交通负担会减轻许多。”杜文达这样对记者述说他的飞碟梦想。他身边的一些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一人两三万元地凑着钱帮杜文达凑了74万元搞研究。如今，杜文达联合身边的帮助者们成立了安徽萧县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每天都有一群人和杜文达一起埋头苦干。但是他的飞碟究竟能不能飞，还是一个谜。

　　为了共同的大事业

　　经过一片陈旧的街区，穿过一条狭窄的弄堂，再爬上一段有着生锈栏杆的楼梯，每天早晨8点，小王都这样准时来到安徽萧县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办公室“上班”。小王是个戴着眼镜、扎着马尾辫，瘦小、腼腆的女孩。见到记者时，她的眼里甚至还闪过了一丝紧张和闪躲。但说到这个研究所，她判若两人。

　　小王刚从一个医学中专毕业，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找个称心的工作，而是来到研究所做义务“电脑操作员”，分文不取。她对现在的“工作”很自豪：“飞碟是个高科技的东西，虽然我不拿工资，但能参与进来，我很骄傲。我家人起先很反对我来这里，现在也已经被我说服了。杜文达是我们这里的能人，他的‘碟形飞行器’是得到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认可的，我相信他一定能造出飞碟来。”

　　小王并不是杜文达身边惟一执着的跟随者。不久，飞碟研究所的10个投资者之一——高峰也来了办公室。他说，自己和杜文达相识不过一年，但他已经为造飞碟投资了两万元，并暂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高峰是在2003年7月见到杜文达的，那时候杜文达一边帮人做

　　“我以前在萧县林业局下面的一个繁育场做护林工作，每个月能拿千把块钱。投给杜文达的两万块钱，都是以前的积蓄。现在，我在原单位挂职，在这里的工作没有收入，每个月还要交钱给原来的单位。”说起这些，高峰很平淡，似乎和自己无关，他更看重飞碟造出来后的市场“钱途”。“干自己的大事业，当然要做一点牺牲，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他说，研究所里还有比他牺牲更大的人：“比如朱恒，把给儿子看病的2万6千块钱都拿出来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借了钱，卖了自家东西凑钱给杜文达的。”而在高峰看来，杜文达自己也牺牲很多。“他曾经在徐州苏北机械厂做技术员，带了不少徒弟，做下去的话前途应该很好的。但是为了造飞碟，他去帮人做装潢，只为多一点时间搞研究。最困难的时候，杜文达的弟弟把自己家里的耕地的牛卖了，凑了大约2000块钱给杜文达应急，接着又把家里刚打的豆子卖了500块钱，也给了他。”

　　高峰坦言：“起初干这个事的时候，我们10个人都是瞒着家里的，现在好多了，很多人都能理解我们了，但还有几个人不敢把这里的事情说给家里人听。”

　　造飞碟陷入经济危机

　　在距离县城研究所办公室约5公里处，杜文达正在自己租住的20亩土地上为飞碟的“极速实验”四处走动。大家都管那20亩土地叫“实验基地”。在高峰的指引下，记者和他一起乘车离开县城，在乡间小路上七拐八绕、一番颠簸，汽车终于停在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前，白底门牌上写着黑字——“安徽萧县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实验基地”。铁门紧闭，透过门间的缝隙，记者隐约看到有几块堵门的砖石。高峰上前敲门，一副很熟悉的样子，高呼着“是我”，铁门应声而开。

　　所谓“实验基地”，看起来和一般的农家并无差别。散落的4间农舍全都裸露着红砖，没有经过粉刷，其中一间连屋顶都没有。院落里种着菜，晒着衣服和玉米棒子，还有几条狗若无其事地在记者脚边穿行。只有远处停放的飞碟器才让这里有了一点“实验基地”的味道。

　　记者看到的飞碟器直径5.15米、高2.37米，上部有3叶大碟片，呈螺旋形状错落排列，中部有16叶碟片，下部有

　　在杜文达哥哥的描述中，飞碟的装置远不止这些。“最上面有6叶碟片，还有3叶等试飞的时候装。飞碟里面还有一个座位，现在只用一个垫子代替，还没安装好。飞碟外面还有外壳，装上去会更好看。”

　　在“实验基地”的一间满地塑料泡沫屑的农舍中，记者见到了杜文达。他正和当地一位物理老师一起用工具刀沿着铅笔印记，掏空一些飞碟状的塑料泡沫。杜文达说，他们正在赶制小模型准备参加11月1日在珠海举行的“中国国际珠海航空展”，因为资金有限，只能使用简单的材料，用手工粗略加工。

　　为了制造飞碟，杜文达投入了所有的家当。“2002年，我就开始自己造飞碟了，用的都是自己的钱，家里只留下够吃饭的钱，其余的钱都被我拿出来买材料。那时候，我做了个小飞碟，还挺漂亮的。可是还没来得及调试，它就被附近打架的小流氓弄坏了。现在我把大门关着，防的就是飞碟意外遭到破坏。现在，这里20多亩地每年的租金要1万多元，我把老家的东西全搬过来了，现在就住在隔壁，大概20多平米吧。打了个床铺，什么东西都乱糟糟地往里面塞。我还腾出了一间屋子做厨房，其他的都是生产车间和工人宿舍。我们那么一点钱，也只能凑合这样的条件了。”

　　杜文达告诉记者，研究所今年5月11日才成立，而他的飞碟在去年9月就已经开始制造了。那时候，他拉了40多人集资了50多万元，而此后又陆续有资金进入，累计投入一共达到74万元。但是目前钱都用得差不多了，他陷入了经济困境之中。“那时候我们这里有40多人，现在只剩下27个，工人陆续走了不少，因为我发不出工钱。”由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杜文达只能给工人记账，“一个月大约四五百块钱吧。我都给他们记着，一有钱马上发工钱给他们。好在他们都是我以前搞装潢、做机械时候认识的，都有一些交情，比较好说话。现在，我包他们吃和住。外面种的菜，晒的玉米都是用来烧给大家吃的。”

　　杜文达很清楚，缺钱会导致其造飞碟的计划土崩瓦解，他对此显得一筹莫展。“虽然现在没有人跟我提过钱的事情。但是我欠工人的工钱，也欠了高峰、朱恒他们九个人的钱，这是事实。实在还不起，我就拿这里的东西作抵押。我有一辆小货车，有几台机床，还值一点钱。真的到那一步，我这里所有的东西，就随便他们拿吧。实在不行，我可以把专利卖了还钱。”

　　飞碟专利困惑

　　高峰说，他们也知道把钱投在杜文达的飞碟研究所有风险，但比起飞碟实验成功后的市场前景，这就算不上什么了。“研究飞碟耗费的时间应该很长，而且有失败的可能，这些在投钱进来之前，杜文达也和我说过。”但是，高峰并没有犹豫：“杜文达把飞碟造出来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他以前就获得过其他专利，1995年，他发明了‘矿山筢片自动拧织机’，得了个专利，后来卖了18万元，因此我比较相信他的能力，如果他只会空想，大家也不会和他处朋友。关键是他拿到了国家专利，这证明他造飞碟是有根据的，所以我们大家对他都有信心。”

　　杜文达“碟形飞行器”的专利(专利号ZL02264389.3)是在2002年9月13日拿到的，专利主要是关于能让碟形飞行器垂直升降，水平飞行的理论推想。杜文达用实验结果和技术数据证实了自己的理论，并获得了专利。虽然名称中有“碟形”的字眼，但是杜文达本人也明白，这和传说中的飞碟(UFO)差远了。

　　对此，他的解释是，研制中的飞碟可以通过内外叶片的振动产生动力，带动飞碟运行。他甚至还想让飞碟下水：“第一步，我要解决让飞碟上天的问题。完成以后，我要想办法让飞碟能够潜水。这样不仅解决了陆地交通问题，还解决水上交通问题，那样才完美。”

　　当然，这仅仅只是杜文达的梦想。事实上，在专家以及当地管理部门的眼中，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

　　萧县科技局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尽管杜文达因造飞碟的事名声大噪，但他们对此事仍然持先前的态度，即不支持也不反对。“这毕竟是他个人的行为。”萧县科技局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说。今年5月9日，杜文达向萧县科技技术局提出了建立飞碟研究所的申请，5月11日技术局便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萧县环宇飞碟技术研究所的批复》。该工作人员表示，科技技术局没有理由限制杜文达在这方面从事研究。“他拿过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萧县很多人认得他，知道他在机械方面能力挺强。我们才决定给他这个机会，并让我们属下的萧县科技开发应用中心给予协助。”

　　在采访中，专家们普遍对杜文达的飞碟蓝图不看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系一位颇为权威的教授表示：“目前的人造碟形飞行器有两种，真正在航天科研上需要的是一种水平动力飞碟；而另一种人造飞碟的动力轴是垂直的，因为性能与水平动力飞碟相差甚远，在航天科技上的用处并不大，所以科学家们都不怎么研究它。杜文达研制的碟型飞行器就是建立在后边这种垂直动力原理基础上的。按照垂直动力原理，杜文达的飞碟不是没可能升空，但也就只是升空罢了，要想左右平飞或者拐弯盘旋什么的，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根本没有实用价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学院飞机系屈香菊教授对记者说：“我相信，杜先生的飞碟有上天的可能，但是我绝不相信，这样的飞行器会有什么科学突破，也很怀疑它的社会意义。”屈香菊认为杜文达的飞碟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制作：“飞天的东西不是那么好造的，飞碟的飞行要结合考虑动力、空气等方面的复杂因素，杜文达不是专业航空技术人员，他手下的工人更不是，他们不可能有足够深的知识积累。再说，单靠几个老百姓集资也不能给予科研经济上的保障。如果这样就能够制造出飞碟，那就不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也不需要我们来做研究了。”

　　该学院另一位教授还在一旁特别指出，专利和发明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杜文达的碟形飞行器得到的专利只是专利局对个人研究理论的肯定，但科研成果是要经过各种科学知识的积累和长期的研究实践得来的。理论成立，并不代表实践也能成立。”

　　中华全国专利代理人协会郑霞也肯定了这种说法。她表示，《专利法》中规定，能获得专利的理论必须是能让“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实施的方案”。既然能获得国家专利局的认可，杜文达的专利一定有理论依据。但是问题在于，把专利理论变为现实还需要很多条件。尤其是一些科技含量高的专利，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支持和经济支持，实施难度很大。

　　更看好飞碟玩具市场

　　杜文达飞碟梦遭到了专家的质疑，这让他很受打击。而飞碟研究所的另外一个大投资者黄锡颜似乎把问题看得很清楚，他对记者说：“飞行器的制造绝对需要长期投入，我不怀疑杜文达的个人能力，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让研究所走出经济困境，顺利地运转下去。”

　　黄锡颜，广东湛江人，之前他在上海经营一个关于生物工程的公司。今年5月，他在上海某电视台看到杜文达及其飞碟研究所的新闻以后，闻声而来，成为杜文达飞碟梦想的投资者之一。他分两次向飞碟研究所注入了约17万元的资金，现在已经是研究所的副所长。虽然他一再谦虚地向记者表示，“我很钦佩杜文达”、“杜总是我们的带头人”，但实际上黄锡颜已经在研究所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杜文达给记者的名片上，一上一下，印着两个单位的名称——“上海银宇飞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和“安徽萧县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杜文达解释说，那是因为研究所有向上海发展的意向，无论接下来的参加珠海航空展览成功与否，他们都会迁往上海，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

　　显然，上海银宇飞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黄锡颜的手笔。今年8月，他向上海市工商局提出了建立这家公司的注册申请，9月申请通过，公司顺利注册。在黄锡颜的安排下，这家公司已经有了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初具雏形。黄锡颜打算和杜文达一起开发小型飞碟的玩具，他说这是公司眼前的大事。

　　在萧县县城研究所的办公室中，记者见到了“第一代飞碟玩具”的样品。玩具有黄黑两色，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面是塑料泡沫的圆盘，下面是个塑料的托盘，做工显得很粗糙。每个玩具都配着一个遥控器。高峰说：“他们在计划生产第二代玩具，把它们做得更精细一点，想卖158元一个。黄锡颜就是冲着第二代玩具来的。”但是黄锡颜并不承认这一点：“我是很看好玩具市场，但是玩具对我来讲是个短期投资，从长远来说，我还是看好研究这一块。我只是想，研究飞行器毕竟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这段时间里没有经济收益，不管大家热情再高，也会什么也做不下去。于是我想暂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玩具上。”

　　投资者的钱有可能“打水漂”

　　在采访中，记者获悉，杜文达和其他投资者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也就是说，投资者没有任何契约保障。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成志明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意味着环宇飞碟科技研究所存在着经济纠纷的隐患，投资者的钱最后可能会“打了水漂”。“杜文达制造飞碟，吸取了多人资金，按道理说应该成立公司，实行股份制管理。但是他成立的是没有硬性股份管理规定的研究所，无论是储资还是分红，都有因为经济契约不明而发生纠纷的危险。杜文达应该通过当地工商局成立科技公司。”

　　但是萧县工商局认为他们不可能给予杜文达注册公司的许可。工商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对于杜文达制造的飞碟，他们有三点异议。“杜文达早就来找过我们了，还来了好几次，但是都被我们回绝了。我们主要考虑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生产许可。即便我们给他生产许可，飞碟也顺利生产出来了，但是它是否能运行还要经过国家其他部门的许可。毕竟空中没公路，能让那些东西到处乱飞吗？第二，太危险。别的不说，单研究过程中的试飞就很危险。第三，造飞碟个人当然学历要高，杜文达只有初中文化，我们对他信心不足。”该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对于和黄锡颜的合作，杜文达表示对飞碟研究所而言，意义远非增加经济收益如此简单。他向记者极力鼓吹黄锡颜的经济眼光，并说：“研究飞碟，经济收入真的很重要。我打算从珠海航空展回来以后，不仅支持黄锡颜生产玩具，自己也搞一些机械修理的业务，多挣点钱。”

　　也许，挣钱是他们的惟一出路和目的。 本报记者　沈梅　实习记者　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