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 儒家文化“搬运工”

　　本报记者赵倩

　　四十年代台湾生人，长年生活在美国，但杜维明的普通话比想象中好得多。这位当今世界推动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 者身上，还保留着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最深切的留恋。年已六十有四的杜维明，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东亚语言与 文明系教授。他毕其半生努力追求的，不仅是让外国人了解儒家文化的精髓，更重要的是把儒家文化重新搬回 中国。

　　让美国教授感受儒家的生命力

　　对杜维明从事新儒家研究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一位中学老师的启蒙。

　　当时这位老师教授的课程是民族精神教育，相当于大陆的思想政治课。这门枯燥的功课让大多数学生没有任何兴趣， 这位老师则利用机会谈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其中就包括儒学。这让杜维明非常着迷。老师也发现同学中有几位对这些问题非 常专注，于是请这些学生到他家里去，专门讲解。这一过程大概持续了两年的时间。

　　杜维明当年就读的建国中学是台湾最好的男子中学，建国中学毕业的学生大多报考台湾大学，从事理工或者医学研究 。杜维明毅然报考了东海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儒学的名宿徐复观、牟宗三都在这里任教。东海大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 ：就是英语教学都由美国精英大学毕业的学生任教，这让杜维明从那时起就很自然地进入了中美文化交流的氛围。

　　杜维明说，当年和他一起到老师家学习的四位同学，现在在科学领域都非常有建树：一位到美国念书，现在是北京大 学环境研究院的院长；一位在新加坡，现在是南洋理工大学工学院的院长；一位和丁肇中合作搞科研，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 教授；还有一位在机械工程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尽管他们都在从事理工学科的研究，但在儒学研究方面一直和杜维明保持 联系。

　　在东海大学的学习让杜维明强烈感觉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毕业以后到哈佛念书，这种感觉更为迫切了。杜维明的留美 经验，并不像"五四"时期的胡适、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威纯粹是师生的关系。他到了哈佛之后，师从费正清、史华 慈、爱律生等，他们之间多半是道友或者师友的关系。所以，他的使命不完全是取经，更大的意愿，是做进一步的学术交流。 当时杜维明除了攻读学位，还要接受他们的邀请，做关于儒学方面的报告和交流。他们也觉得，遇到了杜维明，就遇到了一位 感觉儒家有生命力的人。

　　当时美国社会学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帕森斯在一次"宗教和社会的关系"大课中运用社会学家韦伯的观点，认为正因为 儒学和现实世界紧密结合，没有像新教伦理那样的批判精神，所以东亚没有发展资本主义和儒家的价值取向有很大的关系。课 后杜维明表示不赞同他的说法。儒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但不属于这个世界。儒家对现实世界一直保持着批判精神，而且它的 批判精神不仅是体制内的反馈系统，还有很多儒家学者也对现实政治非常不满，对其做了大量的批判。东亚没有发展资本主义 ，因为重点不在于此，并不表示它没有批判性。帕森斯接受了杜维明的观点。

　　第二次上课的时候，他说："我要在上课之前理清这样一个观念，有位年轻的朋友对我讲的韦伯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我想他是有道理的。能不能这样说，儒家想和现实世界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不是完全为现实世界所宰制。"这又让杜维明大 为惊讶："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研究生，我提出的观点他不仅承认，还可以在学生中公开改变他的观点，我真的很吃 惊。"

　　哈佛的教室不够大

　　说哈佛大学是发扬儒学最好的舞台有一点夸大，但它确实让杜维明了解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而且从中找出一种可 能性作为儒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切入点。

　　哈佛有一个很有趣的规定，就是哈佛毕业的学生想留在哈佛非常难。1966年，杜维明回到台湾教书，之后又有4 年普林斯顿大学和10年加州柏克利大学的教学经历，1981年才回到哈佛。80年代哈佛恰逢低谷，一大批教授刚刚离去 ，新来的羽毛还没有长成。杜维明回到哈佛就有点后悔，"这个地方怎么这么沉闷？"

　　最初杜维明在哈佛开的是"传统中国"这门课，之后他就提出了"儒家伦理"这门课，而且很快被学校所接受。刚开 始的时候学生有100多人，后来一直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了500多人。哈佛的教室就不够大了，于是搬到山得斯纪念堂 教课，场面颇为壮观。这座纪念堂，正是江泽民当年在哈佛演讲的地方。

　　2004年杜维明给哈佛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课，12个学生，3个亚裔，其他的都和东方血统毫无关系。上课一周前 ，杜维明把《四书》的英文版布置给他们，研讨课上就开始讨论，非常激烈。《四书》里讲到了"格物、治之、成义、振兴、 修身"，当时就有一个学生提出来，为什么格物，然后治之，而后成义？为什么不是先成义？这是王阳明批评朱熹最重要的观 点，意思就是知识能不能作为道德的前提。一个非儒家文化圈的学生能够从知识和道德切入成义和格物，给杜维明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把儒家文化从纽约运回中国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皮尔斯在1948年提出了影响世界的四个精神领袖，苏格拉底、释加牟尼、孔子、耶稣。除了 孔子以外，他们在21世纪的影响力还是那么大。难道孔子和儒家传统真的退潮了？杜维明觉得肯定不是。

　　在杜维明看来，中国的儒家文化根本不可能完全缺失，真正对儒家文化亲和性消失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 子有自觉，会主动把西方文化的价值带进来，但是知识分子受到儒家文化阴暗面的影响太大。

　　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反传统风潮就一直在继续。"但是反传统再反也是反对传统的阴 暗面，你不开发传统，连反传统的工作都很难做。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我们西化的程度要远远超过80年代。但我们现在的心 态也不完全是崇洋媚外，我们有强烈的民族自尊，要寻找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而认同的塑造必然要牵扯到文化资源的开发问题 ，传统文化里最深刻的资源没有开发，即使西方潮流进来了也是肤浅的。"

　　杜维明坦言："中国将来的精神文明是什么，现在是一个大的问号。我不相信中国的精神文明或者认同的塑造，儒家 文化不起很大的作用。希望它所起的作用不是消极的作用。虽然我们现在反传统、不照顾传统，但是我们对它的消极作用却有 着很深刻的认识，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在这种文化中所受的'毒'，和其他文化所受的&apo s;毒'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受过这种'毒'。但儒家文化也有健康的一面，为什么大家反 传统的意愿这么强，就是因为你感受到的负面的影响力特别大。我觉得"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力度还是不够，可能你以为已经 是在强烈地'反'它，但是'反'绝对不是靠绝对的反抗，这中间要经过一个心 理的飞跃。我认为如果不对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一次重新的提炼，出来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杜维明曾经说，他要把儒家文化从纽约运回中国。在回归过程中，国内的发展是主流，反传统也是主流，这个传统如 果被扬弃，儒家文化在下一代活下去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所以，国内要重视，还要同时和美国、欧洲、乃至日本等进行更 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根越深，向外扩展越有坚实的基础；如果不向外扩展，根扎得越深，越痛苦，越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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