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几天前从香港去了普吉岛旅游，到现在也没有消息，请你帮我找找他……”2004年12月30日上午，这条来自一位北京朋友的短信出现在我的手机上。此时，记者刚刚离开攀牙府考腊海滩停尸场不到半小时，数百具遇难者遗体的惨状仍在眼前浮现。现场的医生刚刚告诉记者，失踪人员生还的可能性已经接近零！不好的联想，在我的脑中产生。
我随即让朋友将那位联系不上的朋友身体特征介绍和照片发送过来。“……身高1.
74米，体重65公斤，左手中指上戴着一个带有数字的银戒……他是我的男朋友，我现在快崩溃了，假如你能见到他，请你告诉他，我很爱他，无论怎样我都原谅他！”看到这行字，我和同事都不禁落泪。
中午，我赶到了普吉府政府协调中心，立即将失踪信息报给了在此处现场办公的我国驻泰大使馆官员。随后，我拿着打印的照片来到遗体照片公布墙前。扫视着一张张面相恐怖的照片，每见到一个东方人脸孔，心里都不由一颤。还好，我没有看到朋友的男朋友的照片在公布墙上。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采访中每到一处，都要先去失踪人员登记处。在熙熙攘攘的寻亲队伍中，大家能够做的就是将相关的信息记录在案，然后被告知等待电话通知。在此期间，我几次想和北京的那位朋友通电话，几次都收起了电话———对她说什么好呢。最后，只发了两条简短的短信略表安慰。
31日傍晚，我正赶写当天稿件，突然收到那位朋友的短信：“我的朋友已经联系上，没有事情了，新年一切会好的！”同事一听，倒在床上长舒了一口气。而我最想做的，是对着那个被认为在普吉岛失踪的家伙狠狠地打上一拳。（张见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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