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出版人赵武平解析诺奖图书困境

　　一九四九年之前，很多从事翻译、出版和报刊编辑的文化人，本身都是优秀的作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们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文学本身，社会政治和世风民情也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

　　外滩记者 老牛／报道

　　一直让中国人念兹在兹的诺贝尔文学奖固然还未花落华夏，而一直被国人追捧的诺贝尔文学奖书籍也渐受冷落。据媒体报道，近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中译本在中国大陆销路平平——如果不忍用“惨淡”二字的话。回想当年国人争购争读诺奖图书、“开谈不说马尔克斯，纵读诗书也枉然”的“开元盛况”，今日之景况真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味道。

　　就这个现象，《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专访了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著名出版人赵武平先生。

　　众声喧哗，难成“话题”

　　外滩：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媒体还依然保持了较高的被关注度，但就出版物而言，一些诺奖新得主的书籍似有式微的趋势。比如去年的库切，前几年的格拉斯、凯尔斯泰、奈保尔等，当然，也包括今年的耶利内克。这与10多年前诺奖图书在中国的热销有着很大的反差。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出版人，您了解到的这方面情况是怎样的？其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

　　赵武平：从总体来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在中国市场上的号召力，的确难以同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中期的情况相比。

　　从图书品种上来讲，当年的外国文学属于卖方市场，经典作家和现当代主流作家的作品，由于1949年之后的有限引进(改革开放前，除了苏联和东欧的文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作品基本上属于排斥的对象)，上市后很快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往往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那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参加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基本上是什么作品优秀，什么图书在国外畅销，很短时间之内就有人组织翻译出版，所以当时会有同一本书出现多种译本的情况。而且当时中国作家的队伍也不如现在庞大，再加上当时的影视戏剧等娱乐项目并不丰富，外国文学恰好弥补了人们的文化期待。

　　九十年代中期之后，普通的外国文学从市场上慢慢淡出，读者依然对名家名作有兴趣，但购买热情却明显降低；那些在国外既不是畅销书也不是名家作品的文学新作，翻译引进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关注的可能。

　　在一个文化多元、价值观并不等齐划一、舆论众声喧哗的时代，一部作品要想引起精力分散的读者注意，那就必须要具备“成为话题”的要素，不管这“话题”属于作者本人还是作品。这是当下这个时代一个值得分析的现象。

　　外滩：在国外，诺奖图书(或严肃类文学图书)的市场情况如何？国外读书界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其图书？

　　赵武平：相对而言，国外出版和读书界可能比较冷静，诺贝尔奖会引起他们的关注，但不会过分热情或者迷狂。这跟他们有比较健全的文学欣赏机制有关系。

　　据我了解，不少欧美国家报刊都有文学水准超出一般的读书版面，按照文学的标准，在一部严肃的作品问世之初就给予充分的关注和介绍，使热心文学的读者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一本新书。

　　欧美国家普通读者往往并不特别热心翻译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严肃的文学出版社回避外国文学。比如凯尔泰斯和耶利内克，前者获奖之前，其重要小说已经由德国两家重要的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耶利内克的作品全部在德国出版过，英、法两国也都翻译出版过她的作品。但必须承认，他们的作品在获奖之前销量都非常有限。“叫好不叫座”的现象见怪不怪。

　　同样，有争议的作家，比如君特·格拉斯，德国读者并不会因为他获了诺贝尔奖就彻底改变对他的看法。凯尔泰斯获奖两年之后，美国第一文学出版社兰登书屋才于今年10月份出版了他最近的一部小说《解决》，他们并没有因为他获奖了就推出其文集或者全集。

　　“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他们的正常心态。

　　陌生的诺贝尔文学奖

　　外滩：最近几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们的确似乎都比较陌生。许多媒体在得知获奖名单后，都是“啊？这人又是谁”，然后去“搜查”这个陌生人。评论界往往就会有“诺贝尔文学奖有偏见——怎么会是这样一个无名之人”的质疑。对此您有何看法？

　　赵武平：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没有得奖之前其实在各自国家都已声名卓著。最近几年的获奖者，除了匈牙利的小说家凯尔泰斯，达里奥·福、奈保尔、库切和耶利内克，获奖前都已是文学贡献相当突出的作家了。不能因为中国或者英语国家的研究者对他们关注不够，就简单认为他们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偏见之选。

　　所以，如何借助大众传媒，培养和创建一种能够进入普通读者视野的健全的外国文学介绍机制，其实是值得各界共同思考的问题。

　　外滩：作为一位著名出版人，在这个问题上您对自己的本行业有何思考？

　　赵武平：从事外国学出版的相关人士也当“守土有责”，不过，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目前文学类出版社吸引第一流的外国文学专业学生已很不容易。而没有一流的编辑队伍，一流的翻译质量恐怕很难得到保证。翻译品质往往会决定一部作品的生命力。近些年，诺贝尔奖作品因翻译、编校的粗疏而受人诟病的情况并不是少数。

　　赵武平：老实承认，我并没有资格来奢谈这个问题。因为我在出版上的微小成绩，完全不是靠一己力量能够取得的，我明白自己的学问和见识局限所在，也清楚自己需要弥补的业务缺陷，惟一不清楚的是如何协调“商业和文化”的关系，因为这往往并不是我说了算的问题。

　　“五四”的高度及挑战

　　外滩：有人说，现在大多数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接触大多还限于上世纪“五四”前后的水平和范围。比如，当我们现在一说起“世界名著”，脑子里常常浮现出的还是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等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很少会想到近几十年内的外国作家作品——包括诺奖得主，如斯坦贝克、莫里亚克、黑塞等。您能否从文化的传播出版这个角度分析一下这种现象？

　　赵武平：最近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很多从事翻译、出版和报刊编辑的文化人，本身都是优秀的作家和社会改革家，他们关注的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文学本身，社会政治和世风民情也是他们感兴趣的对象；为什么如今的译者、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编辑，真正独立思考问题并且热心观点的言论表达者却屈指可数？我不能相信，没有文化热情和人文关怀的翻译和出版者，能够给大众提供理想的阅读选择。

　　“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介绍，参与者的文化抱负和追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我自己一直在阅读相关资料，试图摸索并揭开其中潜藏的文化“密码”。

　　说到普通读者对当代外国作家的陌生，我想现行的教育体制难辞其咎。如果没有合格的教育工作者在中学阶段引导读者认识影响当今世界思潮的作家作品，很难相信这些读者进入成年之后，能够形成对世界文化和政治的客观公正理解。

　　可是令人费解的是，所谓的中学生文学阅读书目，除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并没有更多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我其实很怀疑那些指定书目的人，到底有没有指定书目的文学资格。

　　外滩：您本人就是位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而且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也写了不少关于外国文学的文字，包括专栏。您个人觉得中国目前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整体状况如何？包括选题、翻译、出版诸环节。

　　赵武平：说实在话，从整体上我的了解还不充分，但我相信希望和问题是并存的。这需要时间和耐心，不能指望一蹴而就。

　　正如中国电影界出现了贾樟柯等所谓的“第六代”成功导演，外国文学翻译和出版界能有他们的同龄人担当使命，是我们呼唤的现实。但我知道，如同他们在电影界遇到的障碍一样，出版界的“第六代”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