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老太为天天看到儿子诬告儿子暴力虐待

　　本报讯(记者 张力)重棉二厂的退休职工、84岁的余大芳老人去年11月一纸诉状，将其最疼爱的小儿子黄某告上到了沙区法院，称儿子不尽赡养义务且经常打骂自己，余大芳老人要求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400元。然而，承办此案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却发现，事实并非像老人所说的那样，老人诉状里告的称得上是一个“孝顺儿”。

　　是什么原因使老人非得把儿子告上法庭呢？近日，这起精神赡养案件在沙坪坝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

　　独居老太告儿暴力虐待

　　老太余大芳是重棉二厂的退休职工，今年84岁，每月领着厂里523元退休金住在沙区马道子101号。老伴“走”后，余老太独居进了单位的医院，如今已有4个年头，马道子101号的成了空房子，门上的大锁早已锈迹斑斑。

　　余老太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黄某最令老太喜爱，为此老人还时常到黄某家去走走看看。不过小儿子黄某正处在创业时期，平时非常忙，经常不见人影。余老太看不到儿子心里很是恼火。

　　去年11月2日，余老太托人写了一张状纸，将自己的小儿子黄某告到上了沙区法院，状告里称：幺儿施用家庭暴力虐待老人，余老太要求法院判小儿子黄某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并如实报销医药费。

　　法院调查老人竟是诬告

　　沙区法院对余大妈上告的案件非常重视，立案后马上组织法官调查取证。然而，法官收集的所有证据都对“不孝儿”黄某有利。

　　事实上，黄某曾花钱先后请了多个保姆照顾母亲，但母亲就是不喜欢她们，还把她们的衣服、鞋子丢出了窗外，每任保姆都是这样被老人赶跑的。

　　思前想后，黄某在2002年把母亲送到了敬老院，可当晚余老太就翻墙准备回家，不得已，黄某只得将她接回了家。

　　去年母亲不小心摔伤后，黄某每天花25元钱专门请了保姆照顾；住院期间，他也经常前往看望，还煲汤给母亲喝；母亲生病点名要住西南医院，他立即送了去，所有的医药费也全是他掏的腰包。

　　法院从重棉二厂医院院长、护士长、社区居民等处证实了黄某所说的话，应该说，黄某对母亲算是孝顺的。

　　告状只为天天见到儿子

　　为查清案情，法院决定上门服务，并选择了老太所在的龙泉路社区调解室作为法庭。

　　承办法官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发现，老人之所以要告儿子，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黄某没有经常看望老人，在精神方面对老人关心体贴不够，导致余大芳老人倍感孤独、缺少安慰，不得已才告到的法院。

　　对此，黄某认为自己工作忙，把母亲送敬老院养老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余老太则坚持要住在厂医院，但“东娃”(黄某小名)要多到医院看她。最后，法庭作出调解，法官要求黄某常去医院看看母亲。

　　在法官送老太回“家”途中，老太笑着说：“其实‘东娃’对我好，我就是想看看他，想天天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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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家：老人需要精神上的富足

　　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了解此案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个简单的赡养案件反映了当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忽视。

　　他指出，老年人心理素质逐渐弱化，进取心和风险承受能力降低、害怕孤寂、情感脆弱、容易灰心。这些心理症状比病痛本身更折磨人，如果得不到亲人、朋友、社会的排解和抚慰，必然会导致一系列心理和生理疾病。老人们需要的，往往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儿女绕膝带来的精神上的富足，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出的就是父母们的心声。

　　法学专家：精神赡养有法律规定

　　本市一位法学专家对此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一条有明确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从中不难看出，在法理上，“赡养”的概念包含了经济赡养和精神赡养两个方面，但立法对于精神赡养义务在实际中的操作难以界定。强制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在立法上也不具有可行性。因为精神不比物质，可以量化。如果不是子女心甘情愿履行的话，只会给老人带来更大的痛苦。何况有相当数量的子女不是不想多关心老人，只是在自身条件的限制和社会竞争的压力下，难以照顾。

　　这位法学专家提出，在这种情况下，应更多地利用社会的力量，例如各级老龄委、老年协会、老年活动中心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有针对性地根据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心理和生理等方面的共同特征，组织丰富多彩的集体文体活动，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消除个人和小家庭的孤独、寂寞和烦恼。同时也可以采取由赡养人出资、社会承办的方式大力兴建敬老院、社会福利院等社会机构，为老人提供生活、住宿、娱乐、学习、保健一体化服务。

　　总之，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应全社会动员起来，帮助老人营造良好的精神氛围和环境，有效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建设活动场所与设施，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交流空间与展现舞台，为老年人提供各方面社会保障，做到物质、精神两方面的“老有所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