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车官司拖了12年 诉讼专业户只要最基本公平(2)

　　那些不断被放大的嘲讽

　　这是199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霍其民已经50岁了，除了揭露司法腐败，讨还自身公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命运为霍其民安排的下一次发现，是一纸商标授权使用认证书。来自国家工商总局的 这份文件，意味着他可以合法生产“蒸蒸日上”牌食品，从1996年开始。“再过一年，第一个10年的商标使用期限就要到了，可是我的‘蒸蒸日上’牌产品在哪里呢？”霍其民陷入感伤。

　　如今的生活，他甚至怀疑自己不是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仅仅是靠着妻子经营的小小茶社，以及去年得到的一笔“电官司”赔偿款，才勉强支撑家庭和诉讼的开支。这样的现实，并不是当初的霍其民想要的。

　　在靠近商标认证书的地方，霍其民翻出厚厚的一摞带表格的记录纸，那是他1994年专门为了记录电视栏目《东方之子》而印的，一共是3650页，分120册装订。“本来打算每个月记一本，一直记下去，至少记10年。”霍其民解释说，之所以要做这个事，是觉得出现在《东方之子》的都是有所建树的社会精英，虽然自己并没有有朝一日跻身其中的“野心”，但还是希望以他们为榜样，激励自己成就一番事业。

　　事实上，霍其民的梦想并没有停留在对《东方之子》的认真记录上，他险些就因为一个大胆设想而成为一个兼具开创性和争议性的人物。

　　早在1985年，刚刚下海不久的霍其民就感到他需要一种新的机制，让企业的每个参与者都增强责任，都成为一份事业的真正参与者。几乎没有任何证券常识的他居然想到印发一种企业内部的股票，分为“保险股”和“非保险股”。

　　总价值10万元的两种“股票”至今还珍藏在霍家的书柜里。“要是说我这辈子真的有过什么违法的苗头，那就是胆大妄为地印了这些‘股票’，可惜我的股份制计划被工商局及时制止了，没给咱犯错误的机会。”霍其民自嘲地说。

　　股票，记录本，商标，一件一件摆在那里，试图想联合证明点什么。不过它们像一些被偶然挖掘出来的不值钱的古董，所具备的无非只是一点纪念意义。

　　为了申请那个亲自设计的商标，霍其民花费了差不多3000元，对于他所预期的宏大产业而言，这点投入实在是九牛一毛。当梦想终究只是梦想的时候，这笔投入就成了一个被放大着的嘲讽，让他难以面对。

　　商标是在1996年生效的，正是在这一年，县供电局以拖欠电费及偷电为由，让霍其民的食品厂陷入停顿，接下来又让他的家庭失去了照明，让他无法再记录《东方之子》。后来的法院终审判决表明，供电局的个别人私分了霍其民的电费，并以其子霍运鸿的名义制造伪证。

　　霍其民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这是1999年，与共和国同龄的他已经50岁了，身体虽然硬朗，毕竟如同食品厂里停滞多年的机器，不可避免地锈迹斑驳，不再可能自如轰鸣。

　　“现在除了揭露司法腐败，讨还自身公道，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霍其民这样评价自己。早在1980年代，他就完成了中国律师函授学校的全部课程，但是当镇上的一些百姓摊上官司找到这位“能人”帮忙，霍其民大抵会连连摇头，显出爱莫能助的神情，甚至感到一丝苦涩。

　　“我不是包公，学法律也不是为了帮别人打官司。更何况，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整明白呢。”他有时还会补充一句，“真想吃这碗饭，谁会和法院较劲啊。”

　　自鸣得意的证据守护者

　　他像一个亲手建造了巨大迷宫的设计师，守护秘密的时候，谨慎之外多少透着那么一丝自得。那些秘密，被他看作离奇诉讼经历中的信心底线

　　“东方之子”被快速翻过，但哗啦哗啦的声音在两份答辩状复印件上停顿下来，它们看起来如同孪生，只有霍其民知道其中的细微差别——来自法院的那一张，末尾的日期被修改了，由于技术粗劣，墨迹还渗透到了下一页。

　　“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相信还会有这样的事情。”霍其民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他在“拖车案”庭审中当着法官的面掰断了钢笔，“法官怎么可能参与造假呢？怎么可能呢？”打了好多年官司，这个诘问还是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之外。他发誓再也不用钢笔写字了。“尤其不能用纯黑的钢笔墨水，蓝黑的造假就困难一些”，他曾这样告诫前来取经的人。

　　除了坚持使用毛笔，霍其民从那时起还养成了另一个习惯：一些重要证据他都要复印五六份，分别保管。好在他有一个类似蜂巢的家，每个房间虽小数量却足够多。刘桂兰说，这些年老霍别的人物结识得少了，镇上复印社的人倒是没有不认识他的。

　　至于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那些原始证据，是用塑料、油毡纸一层一层包起来的，要防水，防油，还要防蛀。“至于它们具体藏到哪，即使是对记者我也肯定不会透露，”霍其民略显神秘地说，“只有我的某一位家人知道。”

　　他像一个亲手建造了巨大迷宫的设计师，守护秘密的时候，谨慎之外多少透着那么一丝自得。那些秘密，被他看作离奇诉讼经历中的信心底线。而他的极度谨慎和细心，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神经质。

　　“我从案卷里留下副本的时候，甚至从来不用尺子或刀子，而是直接用手撕，有了边缘不规则的锯齿就难以造假了。”霍其民继续着他的自鸣得意。

　　或许是命运为了考验他，或许是对这种证据意识的奖赏，接下来的电官司、拖车官司等拉锯战中，都发生了伪造和篡改证据的意外事件。霍其民说，要是自己不掌握铁证，后果更加不可想象。

　　从多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显示，市县两级法院的很多人都对霍其民心怀敬畏，或是忌惮，县法院原院长魏显珍就曾这样教育下属：“咱们院的法官要是都能达到霍其民的水平就可以了。”而法官高玉忠也在私下场合对朋友说：“建平要是有三四个霍其民，法院就没人敢胡来了。”

　　这个让人敬畏的人显然有着高智商，只是最初他在商海中尽情表现，后来逐渐发生了转移。

　　心爱的儿子去珠海四年了，霍其民居然不记得他的电话号码，这个老人的脑子完全被法律条文、申诉材料侵占了。“1993年7月23日第一次起诉，1999年9月10日开庭……”仅仅是关于“拖车案”的具体日期，他说自己就清楚记得百八十个。

　　2004年7月，喀左法院异地审理翟国军诉霍其民“诽谤”一案，由于担心法庭当庭宣判自己会失去申诉机会，霍其民开始滔滔不绝地复述“拖车案”的浩繁卷宗内容，他的陈述长达七八个小时，法庭不得不在晚上8点多的时候宣布休庭。霍其民一直认为，是那天的滔滔不绝为自己赢得了挽回官司的时机。

　　“我当时在法庭上也确实够狂妄的。引用法律条文的时候，我想激怒法官：”以你们的水平，和我至少差着十年呢‘。“霍其民回忆说。

　　除了家人偶尔流露的抱怨，在叶柏寿镇，多数人都觉得他们需要这个“诉讼专业户”。

　　“在中国现阶段，要是有更多的公民具备他(霍其民)那样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中国的司法水平也会随之提高。”谈到霍其民的合法申诉，现任建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李安并不掩饰自己的赞赏态度。“当然，他偶尔有不冷静的时候。”李安补充道。

　　也曾因经济纠纷打了多年官司，如今已基本放弃的尹子才倒是很看好霍其民的诉讼前景，“因为他懂法律，而且有这股倔劲儿”。他鼓励说，坚持吧，千年的牛粪蛋儿还会发热呢，我就不信这些案子总没有结果。不过也有一点让尹子才感伤，20年前他所认识的霍其民可是一个极其开朗的活跃人物，“在车间和生意场上他总能带去笑声”，现在的老霍，虽然没有颓废，但是沉稳多了。

　　“叶柏寿不存在华容道”

　　两个霍其民这一天争论的结果是，既然失去了效仿“东方之子”的机会，起码要把打官司这件事善始善终。什么样的人生都是一种人生，都该对自己有个交代

　　56岁的霍其民像一个经常走神的渔民，导致捕捞过程异常缓慢。他对付不了不断跳出来捣乱的芜杂记忆，他简直就想说：我求求你们了，先让我把拖车的事情梳理完吧。

　　不过，总是有不相干的杂物浮现出来。在一沓卷宗之间，翻出了一幅像模像样的书法作品，霍其民写的是：孙膑曾断膝食粪，勾践有卧薪尝胆，韩信忍胯下之辱，司马懿受凤冠之羞。

　　被几个官司拖得焦头烂额的时候，霍其民也曾想过屈从一下，不如用非常规手段推进一下案子的进展，以便早点脱身去做生意。他分别塞给两个办案人员500元和2000元。“后来案子因为某种原因还是被搁置起来，他们都把钱退了回来”。

　　1993年，他想中止对“呢子案”的追讨，安心把企业做大，却在这一年发生了“拖车案”；到了1996年，他觉得不值得为了拖车的3000元标的额而耽误了即将上马的“蒸蒸日上”，却蒙受了他所无法接受的偷漏电费的冤屈。

　　电停了，一切都停了，忍耐自然也无从谈起。

　　1999年的春节，是作为霍家最黯淡的一段时光而被牢记的。霍其民的儿子霍运鸿那时还在上学，他的同学赵文涛过来拜年，发现家里居然什么年货也没置办，而且电闸也早被供电局拉了，一家人只能围着微弱的烛光长吁短叹。

　　霍其民的几个官司当时都没有扳回来，积蓄花光了，子女还没有就业，日子过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好心肠的学生赵文涛从家里拿出150元，借给霍家度过了年关。

　　2002年，霍运鸿觉得自己实在没理由在建平生活下去，正好有一个机会，他决定南下找工作，远离熟悉而陌生的家乡。远在珠海的霍运鸿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承认，那些纠缠不清的官司曾让他怀疑自己受到的某些教育，尤其法庭上出现以他的名字签署的伪证时，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种心寒。提及父亲的命运，他说至今也无法释怀。

　　在霍运鸿牵挂的家里，说到自己的执拗诉讼带给一双子女的不利影响，霍其民在不到半个小时的讲述中三次痛哭流涕(对于个人的不幸和委屈，即使讲到被法警非法拘捕的过程他还是能保持平静)，让他伤感的还有妻子刘桂兰脸上的伤疤，那是家里断电期间摸黑做饭弄翻了油锅所致。

　　电停了，拖车没了，1998年他的一辆解放141货车也被盗了，内外交困的霍其民完全绝望了。这绝望一直延续到2002年，眼看着家里生活可以维持了，才渐渐淡化掉，只是并没有绝迹。

　　在到处举报翟国军、李颖甚至为此做出张贴大字报等过激行为的日子里，曾有人私下规劝霍其民，意思是水很深，翟国军的事能不能别再追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若是在几年前，甚至在2004年7月22日之前，我都可能放翟国军一马，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可能。”霍其民态度坚决得简直有些激动，“他不是曹操，我也不是关公，叶柏寿没有华容道！”

　　作为霍其民脑子里清晰标注的近百个与拖车案有关的具体日期之一，2004年7月22日像一道难以痊愈的伤痕，显得异常突兀。

　　事情缘起于2004年3月31日，那一天，霍其民为“电官司”到建平县法院出庭，却意外地发现法官与朝阳电业局代理律师当庭联合造假。一再地被戏弄终于让他爆发了。第二天，他就把举报翟国军、李颖徇私枉法的大字报贴到了法院的墙上，这也是他20年申诉生涯中首次采用这种不理智行为。紧接着，他开始到各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这一年的7月，翟国军在喀左县法院以诽谤罪起诉霍其民。7月22日中午，霍其民正在门口与修鞋匠齐师傅、修车匠高师傅聊天，两辆警车突然呼啸而至。高师傅事后回忆说，霍其民被几个穿制服的人强行架上警车，尽管霍其民当时一再要求对方出示手续，那些人只说了一句：“要什么手续，把他扣上！”

　　喀左法院在当天下午即为诽谤诉讼开庭。而突然被传讯的霍其民也好像对此早有预感———儿子霍运鸿来了，带着父亲早已写好的委托书。

　　就是这次庭审，霍其民开始了前面提到的滔滔不绝的陈述，第一天是8小时，第二天又是7小时。

　　在避免了被当庭宣判之后，霍其民觉得自己只能选择决战，在这场官司中作一个了断。他频繁地向省市甚至中央举报司法人员的徇私枉法和打击报复，带着大量的不容置疑的证据。

　　“翟国军被老霍扳倒了”，县城里的人喜欢用这种简单的语句概括事实，顶多在“扳倒”两字前面加一个修饰：到底。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探究，这是一个怎样复杂的过程。霍其民坚持认为，涉及拖车的问题只是冰山之一角。而法院领导则认为，是霍其民不断上诉导致案件拖沓与他们无关。

　　霍其民的打捞断续进行，那么多的故事，都足够丰富曲折了，但他分明看到多数故事的末尾都写着四个字：未完待续。有的有了判决却未执行，有的执行得并不彻底，有的还留有悬疑。霍其民开始犹豫起来，梳理的时候才知道，过去20年留下来的东西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那么在未知的将来，会不会存在越追究反而越纠缠的危险？

　　但是又怎么可能就此放弃？

　　这位“申诉专业户”被自己拖入了不断的自我否定的圈子里，那些满地堆积的往事的线索把他缠住了。

　　“什么样的人生都是一种人生，都该对自己有个交代。”两个霍其民这一天争论的结果是，既然失去了效仿“东方之子”的机会，起码要把打官司这件事善始善终。

　　霍其民突然想起这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有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哧溜一下窜出来，他穿着乌黑皮鞋的右脚快速出击，想踩住老鼠那又细又长的尾巴，但终究还是没有踩到。

　　又细又长的尾巴，霍其民喃喃自语，这像极了自己面对的官司的当下状况。要命的是这样的尾巴不是一条，而是好几条。

　　霍其民：我要的只是最基本的公平

　　记者：以你的经历，也许有人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执拗的人。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性格？

　　霍其民：我其实非常的乐观和豁达。包括诉讼的过程中，我既想过放弃，也想到过屈从，甚至也试图过“打点”法官，为的是结束这样的日子。我不是执拗的人，但也不圆滑，我要的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公平。

　　记者：是不是后来代价越来越大，成本不断追加，才像外人说的“和法院较上劲了”？

　　霍其民：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以我对法律的理解和信任，我不敢相信也无法接受一件事情———法官怎么会亵渎公正原则，而且并不是偶然现象？当自己一再遇到这样的怪事，真是无比悲愤，直到现在想想，还有些回不过神儿来。

　　记者：把自己生命中那么重要的20年用于打官司，你不会觉得很亏吗？

　　霍其民：亏肯定是亏，但已没有办法。这条路不是当初主动设计的，是一个一个不情愿的事件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记者：你一直都尊重并遵循司法程序吗？

　　霍其民：该走的司法程序我都会走。当然，我也通过各级各类信访部门反映问题。确实要感谢有关党委、人大领导的关注，使得我所反映的问题向积极的方向推进。

　　记者：这20年里，你一直保持着乐观和理智吗？有没有冲动的时候？

　　霍其民：老实说，有过冲动。我曾有几次气愤或者绝望得快要崩溃，那时候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比如贴过一次大字报，还在法庭拍过桌子等。

　　记者：当你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拖延和不公，依靠法律解决的信念有没有产生过动摇？

　　霍其民：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法律，否则怎么可能把官司坚持下去。我一直认为不是法律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个别执法者在亵渎法律。

　　记者：能否理解为，如今你的坚持已属于骑虎难下，所有的付出都是在为自己讨一个“公道”？

　　霍其民：并不完全是这样。即便我的问题全部得到妥善解决了，我可能还是要抖出手中掌握的一些司法机关枉法、营私的其他证据，也算尽我的一点社会责任。我说自己是“在法院上班”，“负责司法腐败”，后半句并不是玩笑。我现在研究总结出了防治司法腐败的若干措施，会找合适的时机递交到有关部门。

　　记者：这是怎样的一些建议？

　　霍其民：都是很具体的措施。总的原则是，司法腐败来自执法的人，而人的问题不可能寄希望自身的道德约束解决，根本上还要依靠更完善的制度，让执法者没有机会枉法，我就尽力帮咱们的司法机关发现漏洞，想想办法。

　　记者：作为一个打了这么多官司的人，在此方面对普通民众有什么忠告？

　　霍其民：一、尽量远离诉讼；二、一定要相信法律。

　　记者：既然相信，为什么要远离？

　　霍其民：这两点其实并不矛盾。我身边的邻居、朋友闹纠纷，我一般都想办法帮他们和解，觉得打官司没必要，而且你也打不起；但是真要遇到原则问题，就要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而且相信凭借这些是能够最终求得公正的。

　　记者：那么是否需要一个估算，就是比较一下所谓“原则问题”的重要程度与打官司付出的各项成本间的盈亏？

　　霍其民：按理说应该比较，事实上没法比较。因为官司的成本是无法估算的。要是有科学权衡的可能，我就不会有今天了。

　　记者：如果真有一天，霍其民发现自己没官司可打了，没状可告了，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霍其民：那真是太美好了。我没别的大追求了，只想走遍300多个县，仔细看看自己的祖国。假如我几个案子的赔付都足额到位，应该可以支付一切的开销了。要是精力还允许，我再回家用毛笔抄录一遍《毛选》，这辈子就算行了。 作者: 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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