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车官司拖了12年 诉讼专业户只要最基本公平

法院是霍其民常去的地方，“拖”是霍其民常写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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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其民的诉讼人生：霍其民家近来电话不断，有检察院和法院了解案情的，也有一些乡亲请他代理诉讼

由于担心证据被篡改，霍其民的所有诉讼材料都是用毛笔书写，而且要复印数份

　　如果不是20年前自恃熟悉法律，并因此钻进了一只狭长的“牛角尖”，霍其民现在早该成为至少拥有几百万身家的老板了，而且也算得上是个儒商。但霍其民拒绝这样的假设，人生不可能推倒重来。他惟一能确定的仅仅是：如果36岁的那个霍其民明白了56岁时的道理，他的生命当中就不会出现七八个纠缠不清的官司、50多次庭审、数不清的奔波和申诉，同样地，也不会有现在这个两手空空却精通民事和行政诉讼法的“诉讼专业户”。

　　“我的拖车还没出来呢”

　　2005年3月22日早晨，霍其民又郑重其事地穿上了那套几乎和“拖车官司”同龄的西装。一条批捕消息没什么好庆贺的，他要的远比这个更多。

　　2005年的初春，56岁的尹子才照例出席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的一次政协常委会议。会上，一个被人无意提起的传闻暂时改变了常委们的议题。

　　“听说翟国军已经批捕了？”

　　“真的假的？到底还是抓进去了？”

　　“因为什么事啊，谁把他送进去的？”

　　“除了霍其民，还能有谁啊！”

　　对于这一消息，大家好像早有预料，又似乎大感诧异。

　　建平县法院有关负责人后来向记者证实，该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翟国军因涉嫌伪造证据，已于2005年2月8日被逮捕，同案人员、民事庭副庭长李颖也被取保候审。常务副院长尹华则表示，翟国军案和他们无关，他要到市人大汇报涉及霍其民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况。

　　恰如政协常委会的那次猜测一样，伪造证据案与全镇尽人皆知的“拖车案”有关，而关键人物正是那个不断举报的霍其民。

　　消息是春节期间在建平县政府所在地叶柏寿镇传开的，正月初七的白天，霍其民家门前的马路上突然聚来很多人，老年秧歌队自发地要求为他家义务演一场，有人还点燃了一挂很响亮的鞭炮，秧歌队员们裙袖和扇子的舞动被卷进鞭炮腾起的烟雾，很有几分舞台效果。

　　“翟国军‘进去’了，我的拖车还没出来呢。”霍其民觉得一条批捕消息没什么好庆贺的，他要的远比这个更多。

　　3月22日早晨，霍其民又郑重其事地穿上了那套几乎和“拖车官司”同龄的西装，他犹豫了一下，决定把领带也打上。妻子刘桂兰知道老霍又要去办事了，至于是去上诉还是上访，她从不过问，只需要把一杯热奶和几块点心端到丈夫面前。还要加倍小心，免得弄脏霍其民刚刚找出来的一厚摞泛黄的材料。

　　出门的时候，正赶上几个街坊进了霍家的小院———他们每天都到刘桂兰独力支撑的小茶社来打麻将。院子的过道如此狭窄，以至霍其民与街坊们都要侧身才能勉强交错而过。“老霍，咱可很久没在一起打麻将了啊。”街坊们打趣说，他们想不明白的是，涉案法官都已经抓起来了，老霍怎么还没闲下来。同样让他们疑惑的是，麻将桌上有理也会让三分的霍其民，和堂堂司法机关怎么就较了20年的劲。

　　叶柏寿镇人口不过七八万，几条街道简单得如同冬天剪枝之后的行道树。从霍其民家所在的那条叫长春街的枝杈到县法院所在的那条未命名的小枝杈，只需要在1500米左右的距离内拐三个街角。霍其民记得很多诉讼细节，但他实在无法说出自己在这1500米的枝条上折返了多少次。三四百次总该有了吧，他边走边盘算着。一路上，他和一个又一个熟人打着招呼，包括给自己办过案子的法官。

　　到了法院门口，法院的工作人员笑呵呵地寒暄：“哎呦，老霍，又来上班啦？”

　　“是啊，我又来了，而且‘专职’负责司法腐败。”

　　从法院得到的信息显示，霍其民的“拖车案”有望重审。而朝阳市检察院的人也打来电话说，即将对翟国军一案提起公诉，需要霍其民出庭作证。

　　得回家准备一下材料了。霍其民急匆匆地沿着那条熟悉的路径返回，接下来他还要带自己返回12年的伤感往事。

　　“呢子”改变了生活

　　20年前的那一天，霍其民在家中卧床不起，面无表情，心怀悲切，三天之后，他突然走出家门去买羽毛球拍，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被拖向另一条道路

　　属于各个年份的材料堆积在桌上，床上，沙发上，“总重量不下150公斤吧，而寄出去的材料远比这些多”，霍其民俯下身去，他需要异常耐心地打捞，因为若干个官司的证据都混杂在一起了，而他这次要“捞”的是与那辆拖车相关的记忆。

　　霍其民努力查找“拖”字，拖车的拖，拖沓的拖，拖，拖，拖，还没等“拖”字显形，另一个词汇跳了出来———呢子。对啊，呢子拖得更长，到今年已经20年了。他记得前两天路过当年审理“呢子案件”的老工会俱乐部原址，那里已经被新的办公楼所覆盖，往事飘摇，竟无处归依。

　　1980年代初期，作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特征，物资流通领域开始试行双轨制，越来越多的生产和生活物资不再由国家统购统销。改革的气流穿越辽西密集的山峦，最初送抵叶柏寿的温润气息并不强烈，而且它还要遭遇盘踞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怀疑和恐慌。身为当时建平县供热公司(现热电公司)的运行车间主任，敏感的霍其民对环境的变化作出了更快的反应，他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以便带给家人更好的生活。

　　1984年，霍其民离开车间承包了供热公司的商店，改名为联益供销站，名义上是这家集体小企业负责人的霍其民，事实上已成为建平县最早一批“下海”者之一。

　　“霍其民不知道怎么搞到了一大批呢子”，联益供销站开张不久，镇上的人就得知了这样一条让人羡慕的新闻。不仅“不知道怎么”就搞到了，而且还是“一大批”哩。其实这本不是一笔神奇的生意，只是与嗅觉有关——霍其民说他打探到锦州有一家纺织厂新开张，就第一时间带着银行贷款扑了过去。

　　但神奇的是呢子本身。这种如今已快要被人们淡忘的纺织制品，在1980年代依旧是紧俏货的代名词，对于任何城镇居民来说，拥有一套呢子制服，几乎可以被视为体面身份的注脚。昂贵是一个问题，紧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霍其民搞到的呢子有3000米，进价是每米19.8元，售价为27元，这意味着几天时间就会产生两万多元的利润。霍其民当时的工资只有45元，呢子的收入抵得上他上一辈子的班。

　　呢子是不需要担心销路的，人们简直不像是来买呢子的，而像是来疯抢的。一个叫王青山的大主顾，一下子就“抢”去了1990多米，这次可真的类似于抢，因为他拿了货却拖着不付款。

　　霍其民犹豫都没犹豫，直接把王青山告上了朝阳市法院。没想到钱没追回，自己却成了被告———法院认定霍其民倒卖国家统管物资，而且属于买空卖空，于是扣押了他的全部呢子。宣判还没下来的某一天，有熟人告诉霍其民，说是看到法院的好多人都腋下夹着一块呢子下班，不知道哪里弄来的。

　　案件在霍其民的疑惑中继续进行。

　　为霍其民代理“呢子案件”的李东民是建平县最早的那批律师之一，他当时就指出，霍其民买卖的是混纺制服呢而非纯毛呢，混纺呢不属于国家统管商品，法院却莫名其妙地忽略了其中的差别；而且霍其民手里有现货，不存在买空卖空的问题。李东民还对记者证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法院在审理没有结束时就“处理”了那批呢子。由于霍其民咬住呢子的下落不放，不久，一些参与买卖呢子的法官还受到了有关部门的处理。

　　法庭当时坚持了对霍其民的几项判决。而在宣判之后不久，法院门前贴出了针对霍其民的十六张大字报，标题是硕大的两个黑字：教训。后来朝阳电视台还播放了专题片，意思是告诫人们要守法经营，以霍其民为戒。

　　比这些更让霍其民难以接受的，是法院从“联益”的账户扣缴了8000元罚款后，并没有按规定为其解封。这个“联益”惟一的账户被超期封存了六个月，才在霍其民的一再抗议下恢复。“这就让人怀疑是挟私报复了，而且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业务”，霍其民愤愤不平。

　　“呢子案”宣判下来后，霍其民在家中卧床不起，面无表情，心怀悲切，三天之后，他突然走出家门去买羽毛球拍，他要积极应对这场变故，同时他作出一个决定———在不耽误生意的前提下继续上诉。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被拖向另一条道路。

　　出于爱好，霍其民早在1980年《中国法制报》(现更名为《法制日报》)创刊的时候就开始订阅，一直坚持到今天。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判决，他坚持认为。

　　“呢子案”了犹未了，不久又遭遇纠缠不清的“玉米案”。这同样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业纠纷，尽管有法院内部人士认为这个案子必胜无疑，但最终他还是输了官司并损失了十多万元。

　　两起案子其实并没有伤了霍其民的元气，他甚至在朋友和家人的劝说下“认栽”了，总不能把自己这么好的年龄全搭进去啊。既然搞流通麻烦多，他开始转向，开办了建平县第一家糕点生产企业，同时买了两辆汽车兼营运输。即使后来又闹出“房子案”、“行驶证案”、“拖车案”，霍其民的生意还在继续，1995年他把联益公司转为个人所有。

　　边做生意边打官司，霍其民不得不选择了这样的生活状态。

　　后来的多次复审之后，法院于1989年退回部分呢子款，不过截至这次翻检之日，霍其民要求返还剩余货款、修正错误判决、查明呢子下落的申诉，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

　　只存在于诉状中的7200323号拖车

　　1992年，拖车案拖住了他，一拖就是12年，直到今天，霍其民还是想不明白，拖车为什么就突然人间蒸发了

　　接下来，一页十六开的白纸被翻出来，上面用毛笔写了一个大大的“拖”字，周围是一些问号。它曾被用来抒情，与办案无关。霍其民把它小心地放到一边，想继续查找工作，却无可救药地被那个大字拖进漫长的回忆。

　　1991年的霍其民正办着食品厂，到了秋天，那辆派不上什么用场的、车牌号为7200323的拖车开始了漂泊之旅，它被租借给了本镇跑运输的孙国华，双方商定的年租金为2000元，此后不久经霍其民同意，孙国华又把拖车转租给了县治安队的警察杨立新，杨立新继而又把拖车转租给了镇上的养车大户付本义。

　　一年多以后，正当霍其民想要收取租金的时候，孙国华因为抢劫罪被判了死缓，身陷监牢，去找杨立新和付本义，两个转租人又踢起了皮球。麻烦来了，而且就此绵延不绝。

　　霍其民无奈之下只好到法院递交诉状，向孙国华追讨拖车。建平县万寿法庭的洪庭长接手了这个案子。

　　霍其民一面继续着自己的生意，一面等待开庭通知。然而他等到的消息却是，洪庭长因为与一位女当事人发生关系并涉嫌重婚罪，带着情妇私奔了。拖车案第一次被搁置起来。

　　没过几天，另一个坏消息传来：付本义因为拖欠银行大量贷款，整个车队的20多台车都被法院拍卖了，其中也包括命运多舛的7200323号。

　　情急之下，霍其民只好加紧与法院方面交涉，希望早日开庭，要回自己的拖车。可惜接替洪庭长的是一位临时庭长，对拖车案一直没有真正介入。

　　到了1996年，上任不久的新庭长崔乃民才开始展开调查。

　　这一年的4月，在孙国华服刑的凌源监狱进行了一次非常特殊的庭审，崔乃民带着书记员和霍其民在监狱里宣布“开庭”，并很快判定孙国华返还拖车，赔偿租金。由于孙国华正在服刑，又出现了特殊的一幕：他当场写下委托书，请霍其民替他起诉杨立新，并由书记员代写诉状。刚才的原告转眼间成了被告的委托代理人。

　　案情简单得没法再简单了，判决很快下达，要求杨立新把拖车归还孙国华。虽然杨立新拒绝执行，霍其民觉得讨回公道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继续忙着自己食品厂的生意。

　　“老霍，法院内部的人证实了一个消息，崔乃民因为经济问题被抓起来啦。”这个来自朋友的传闻很快被证实，霍其民仿佛看到那辆传说中的拖车正向自己开来，突然卷入了一场沙尘暴，接着就不知所终。

　　后来这件案子辗转到了法官李颖的手里，几经反复，拖车没有讨回，却发生了诉状日期和答辩状内容被修改的蹊跷。怒不可遏的霍其民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向市县党委、人大等部门反映情况，有关领导也多次批示追查，在一次又一次的复审中，5年过去了。

　　2004年9月，中央有关领导和辽宁省委先后就霍其民反映的情况作出批示，要求严肃查办。有关部门在朝阳市委书记宋勇的亲自过问下第四次成立了专案组，最终推动了翟国军、李颖涉嫌伪造证据等问题的调查。

　　直到今天，霍其民还是想不明白，拖车为什么就突然人间蒸发了。法院的人只笼统地说把它卖了，卖到哪里不知道，卖了多少钱也不知道，7200323号神秘失踪，至今已有12年之久。即使翟国军、李颖涉案落网，还是没人说得清这里边的究竟。

　　霍其民说，其实自己对付本义那批车辆的大体命运是有所耳闻的———法院总计拍卖了6辆汽车、5台拖拉机、12辆拖车和1辆摩托车，而最终落实到账面的拍卖金额只有12万多一点，“按照当时的行情卖废铁，应该也不止这些钱。”霍其民觉得自己的“拖车案”背后藏着更大的问题。

　　哪怕偿还了车款和租金也不算完，我必须继续追问，查出那辆拖车的下落。这样想着，霍其民把自己拉回到打捞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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