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指标的嬗变之路

　　进京指标的嬗变之路

　　几十年来，起源于计划经济年代、用来保证北京各重要单位人才的一纸北京户口的“进京指标”，已经逐渐被赋予了许多其他的意义和价值，并部分地变成商品

　　文/陈江

　　“进京指标”的身世几乎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

　　在今天，随便一个“过来人”，讲起50年前的往事，“计划经济”都是绕不开的字眼。

　　“进京指标”就出生于那个计划经济年代。

　　缘起半个世纪前的“进京指标”

　　1955年3月，国家发布关于办理户口迁移的联合通知，通知特别指出“对不安心农业生产，盲目要求迁往城市的农民……应耐心劝止。”而在之后的几年内，户籍管理愈发趋向严格，阻断了农村、城市间的人口迁移，此举保证了农产品的供应，减轻了城市就业、人口压力，但相应的，人才的迁徙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桎梏。

　　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北京，当时国家机关、单位迫切需要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来充实，而严格的户籍制度却使大批优秀的非北京生源毕业生被拒之门外。为了改变首都人才的饥渴状态，“进京指标”政策应运而生。

　　但精确地说，此时的政策相对于后期成熟的指标而言，还仅仅是一个雏形，一个计委所划定的毕业生留成比例而已。

　　按照当时政策的规定，非北京生源的留京工作由多个部门分管。首先，国家计划部门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出当年留京的非北京生源比例；之后，教育部门按照比例与毕业生的综合素质确定具体留京人员，并为每个人派发派遣证；最后，人事部门按需分配，各用人单位根据报到证接受毕业生，并同时为公安部门开具落户所需的相关证明。各个程序环环相扣，井然有序。

　　随着一纸纸报到证的派发，众多来自北京以外的年轻人便拥有了无数外地人梦寐以求的北京户口。在当时，按北京工商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凤仙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说法，没有户口是不可能留下人的，因为与人相关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挂靠在户口上，没有户口本就没有粮票、没有油票、没有其他供应生活必需品的所有票证，也不能办理与生活相关的所有手续，也就是说，基本上无法生活下去。

　　如果不靠“进京指标”，非北京人想取得北京户口也有其他的途径。比如靠调干、转业、结婚等等方式，但相比之下，后面的这几条路，更为艰难。

　　一度风流水转

　　肇始于70年代末的“进京指标”，曾在其后的10余年中，自然顺畅运转。特别在当年高校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现实情况下，大批北京高校的外地毕业生因此获益。

　　今年49岁、就职于方正集团的朱金成就是“进京指标”政策的获益者。原籍山西榆次的朱金成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考入了北京一所重点院校，但他明白，想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还必须要争取在四年后留在北京。

　　当时，“进京指标”这项计划性政策的合理之处在于，在北京急需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下，有效地弥补了户籍制度的不足，满足了首都对人才的需求，同时也满足外地毕业生的愿望。用朱金成的话说，“在那时的计划体制下，这是一个‘三赢’的妙策。”

　　正是在这种“三赢”的状况下，朱金成顺利地留在了北京。他说：“是这个政策造就了今天的我，否则，我现在可能还窝在老家的穷乡僻壤里，不可能拥有现在在北京的一切。”

　　1982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成为社会急于抢到手的稀缺人才。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黄艾禾女士曾经回忆当年的盛况：“我们全班31个人，几乎被各单位一抢而空，除非是学生自己愿意回到家乡，否则都可以在北京找到接收单位。我们那会儿毕业生人数少，进京指标就显得特别宽松。”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清华大学在接待前来“抢人”的单位、机构时，已经把“进京指标”具体化成一个红色的小卡片，以方便确认具有落户北京资格的外地毕业生。这也是较早关于“进京指标”的形象记录。

　　指标商品化背后的政策误区

　　“刚恢复高考后的毕业生一年只有几千人，现在一年就300多万人，怎么还能以曾经的眼光看待现在的问题呢？”任凤仙这样强调着今非昔比的现实。

　　当计划经济时代渐行渐远，曾经带给很多人幸福与曙光的“进京指标”政策开始凸现出与时代的格格不入。“进京指标”政策到了必须面对时代拷问的时候。

　　几个月来，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任占忠一直在进行题目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若干突出问题》的课题调研。根据目前他调查得到的结果，如今在大学生尤其是外地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根本上还是与整个社会对人才的供求关系有关。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北京地区经过多年快速的经济发展，工作岗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快速增长的，但却快不过毕业生数量的增长。由于北京本地生源的充足，客观上对于非北京生源留在北京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压力，也就是说，本来就有户口的北京学生越来越多，已经使得非北京生源的学生面临的竞争愈加激烈。

　　对于日趋紧俏的“进京指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委官员指出，人事部门应反思相关政策的制定。他说，目前意义上的所谓留京指标、进京指标是在90年之后才出现的 近几年教委制定的留京指标政策日趋放开，而北京市人事局的“进京指标”却相对稀少，致使目前把持大学毕业生进京政策主导地位的其实已经是北京市人事局，而政策的倾斜和不对称在客观上也给指标商品化提供了可能。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这位官员强调。“80年代，非北京生源毕业生留京落户问题是三家共管，而1983年计委退出这项工作后，教委与人事局开始实行双头管理。虽然在2000年国家有一个文件，要求各地方一个问题必须由一个部门主管，但是北京市有关大学生毕业工作的主管问题却迟迟没有明确。”

　　据介绍，早在1995年前后，全国各省市纷纷废除了大学生毕业工作的双头管理模式，有六七个省份由人事部门主导，其他省份则由教育部门主导，只有北京至今仍然沿用“双头管理”的模式。据这位官员讲，教委按照每年新生增加比例以及其他因素制定每年的留京百分比，目前这个数字是非北京生源总数的20%～30%，而像高新技术企业、教育系统、公务员、军队、北京远郊地区、国家重点项目等用人都是计划单列的，也就是不占用留京指标的。

　　“这样算下来，每年教委下发的‘留京指标’都是非常宽松的，根本不存在出现买卖的可能，‘黑市’上紧俏的是北京人事局每年16000个左右的‘进京指标’。”这位官员告诉本刊，“这涉及大学毕业生工作主导权的问题，也是体制改革中权利再分配问题，这些事情大家其实都是心知肚明的。”

　　在这种背景下，几年之内，一纸“进京指标”在黑市已经从几千元被炒到最高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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