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养活八口之家 白粉阴霾下的家庭悲剧

未满周岁的孙女寸步离不开老人的照看。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新闻图片

孙家老二说：“父亲是我们兄妹几个吸毒活活给气死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还有啥意思。”

孙家老大在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

老母亲开了一个小卖部，靠着这点收入养活8口之家。

　　“摊上吸毒的儿女，父母这辈子就变成牛马了。”

　　“摊上吸毒的父母，娃们就成了没妈没爸的孤儿了。”———题记

　　61岁的崔老太在西安城墙东南的太乙路开了一间商店，店面总面积不到5平方米。一个油漆剥落的玻璃柜台挤占去大半个店，柜台里摆了些香烟、打火机、口香糖等小件物品，

柜台后面的壁橱上稀稀拉拉立着几瓶低价本地酒。商店原来生意尚好，年前随着太乙路十字改造架桥后，从此经过的机动车多了，行人少了，崔老太终日看着店里不多的几样货物，几经落上尘土，又几经细细擦拭，也难盼到一两名顾客。

　　这些年来，崔老太硬是靠着这个商店和自己每月420元的退休金养活了8口之家。其他7人当中，有两名不足10岁的孩子，有两名年近30岁的女子，还有3名30岁以上的壮年男子。这5个成年人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吸毒成性,他们分别是崔老太的3个儿子，1个女儿，1个儿媳。

　　61岁老太养活8口之家

　　5月27日那天，阳光明媚得耀眼，记者于早晨10时左右来到崔老太商店时，她已经把店里店外打扫了一遍。店里除过一条进出里屋的通道，就是柜台与壁橱之间相距不足两尺的空间，崔老太利用这个空间就地铺了小褥子，未满1岁的小孙女坐在褥子上，6岁的孙子把奶瓶递到她嘴边，她赶紧咬住奶嘴吮吸起来，小脸上慢慢绽出心满意足的笑。

　　崔老太一边要照顾两个孩子，一边还要打理生意，除此而外，由于屋里没引来水管，每天清晨她必须去楼内一间水房提水，提水时，她抱着孙女，步履沉重蹒跚。一日三餐也需她亲自动手，她搂着孩子，在狭窄的厨房里挪动着虚弱的身体。厨房低矮，闷热如蒸笼，孩子憋闷得不住地哭喊，泪水、汗水迅速湿透了两个人的衣服。

　　惟独孙子勉强能给崔老太替替手，比如店里香烟断货了，崔老太拿不出资金一次进一整条，就让孙子到附近的烟店去买回一两盒补足货源，除此而外，在崔老太忙家务时，他还可以坐在店里的高脚椅上帮忙看看店。

　　年迈体衰，患有疾病，眼看已到风烛残年，却不能休息片刻颐养天年，尽管如此，崔老太说起自己的苦难时，也不愿多提一句儿女们的事。

　　“唉，我们家整个都颠倒过来了，本来该我们养活妈的，现在却成了她养活我们一屋大小。”二儿子孙政远今年36岁，他吸毒多年，疾病缠身，听母亲说起家里的状况，他虽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泪水却从眼眶里一个劲儿往出涌。

　　孙政远告诉记者，哥哥孙政普于两个月前因吸毒被警方带走，现正在西安市戒毒所强制戒毒。“以前，哥哥和嫂子都在家里吃饭，去年嫂子跑了，就剩下弟弟、妹妹和我经常回来吃饭，店里生意又不咋样，一家人就靠妈那点退休金过日子。”孙政远的弟弟34岁，妹妹28岁，沉溺于吸毒，都未结婚，都无工作，孙政普的妻子先后生下两个孩子，吸毒成性让她忘记了一名母亲的责任，她丢下尚在襁褓的女儿离家出走近一年了。

　　父亲被活活气死

　　8口之家5人吸毒，这实在是这个大家庭的悲哀和不幸。事实上，从孙政普他们第一次打着打火机，熏烤锡纸，在悠悠升腾的白烟中欲仙欲死之时，老父老母已经开始步入人间炼狱，从此万劫不复。

　　“咋不逼，为了买毒品，我们跪在妈面前，她不给钱，我们就拿砖头砸自己的头，拿刀片划自己的脸，几次都差点让她背过气去。我哥有时候还撬柜子，实在没办法，我们就从店里拿烟拿酒去卖。”孙政远说起那些几近疯狂的“逼钱”经历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他跟兄弟们一起做出来的事情。

　　在西安市戒毒所见到孙政普时，他正在所里组织的演讲比赛上痛陈自己的吸毒史。在见面室，孙政普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我妈，对不起孩子，更对不起我死去的父亲，是我活活把他气死的。”

　　1989年，他因偶然的原因试着吸了一次白粉。可吸过这一口后，他就沾染上了毒瘾。“当时我们家经济条件还算好，父亲看我没职业，就给了我两万元，打算让我做点生意。结果，我拿来全部吸毒了，天天买毒品，不到两个月时间，把钱全部吸光。后来，为了筹措毒资，我们几个伙计一合计，就去抢赌场，结果抢的时候，捅了一个人，我被判刑11年。”

　　孙政普服刑是在陕北姚家坡农场。尽管路途遥远，父亲每个月都坚持去看他，“从车站到我那里有20多里路不通车，父亲每次都租一辆自行车，骑到时汗水把他衣服都湿透了。”

　　然而，父亲的一片苦心换来的是孙政普变本加厉地吸毒，“1997年，我减刑出狱了，那时父母已经退休，他们把商店交给我经营，那一阵子生意好，我记得每过一两个月，就能往银行存上四五千元，可是我戒不了毒瘾，仍然天天背着父母吸，那年夏天，父亲还是知道了，气得他浑身打颤，他本来打算骂我，可能觉得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就摔了句‘你已经没救了’，从此以后再没管过我。”

　　少了父母管辖，孙政普乐得清闲，1997年8月份的一天中午，他在床上躺着，一位“毒友”来找他，邀约他出去“寻点东西耍”，就在这时候，父亲闯进来，看见“毒友”，开口便骂。“本来那阵也没钱，他约我，我就拒绝了，说自己正戒瘾呢，不想出去，可是父亲当着我面骂朋友，我觉得他是在给我难堪，我心头的火一下就冒起来，当即就顶了父亲几句，然后摔门就走，我跟他赌气说我现在马上就出去吸毒。”

　　孙政普如此做法，让尚怀一丝希望的老父亲彻底绝望，第二天中午，正吃饭的时候，他发现父亲有些异样，“我看见他端着空碗不盛饭，在屋里一个劲打转转，我问他咋了，他没理我，仔细一看他脸色已经不好了，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是脑溢血，我知道这都是给气出来的。”

　　父亲住院期间，由孙政普和弟弟共同看护，“唉，那阵我们简直疯了，我们藏在医院厕所吸，通常都是他过完瘾进来替我，我又去吸。”

　　孙政普抱头痛哭，“父亲住院，我们没拿一分钱，住了两个多月后，花光了他的全部积蓄，我们也没办法，只好出院，不久，他就走了。”他泣不成声，表情痛苦，脸部扭曲，“是我，是我把父亲活活气死的。”

　　禁毒日出生的女婴

　　西安街头的老百姓说：“摊上吸毒的儿女，父母这辈子就变牛马了。”那么，摊上吸毒的父母，儿女们将会遭遇怎样的苦难呢？

　　“摊上吸毒的父母，娃们就成了没妈没爸的孤儿了。”崔老太在一张小凳上坐着，怀里搂着不到1岁的孙女。说起孩子，她就没完没了地流泪：“可怜哪！正是要人疼的时候，爸妈没一个在身边。她妈生下她才一个月，就跑得音信全无。”

　　崔老太把孙子拉过来，撩开他的衣服，指着背上青紫的伤痕，“你们看，身上到处都是伤，都是出去让人给打的，人家欺负他没有爸妈。”

　　孙女尚不知人事，在她模模糊糊的记忆里可能还没留下父母的影子，孙子则早早变得忧郁沉默了。“他知道他现在没有爸妈，平常沉默寡言，好像自己低人一等的样子。有时他还在梦里喊呢，喊爸爸妈妈，喊一阵，也没人理他，他咂着嘴又不声张了。”

　　事实上，除了没有爸爸和妈妈，两个可怜的孩子至今连户口都没有。用孙政普的话说，“这都是我跟媳妇造成的”。“儿子的户口当时疏忽了，没报上，女儿当时是在医院生的，我跟她妈都吸毒，哪有钱，到现在还欠人家医院2000多元费用，所以医院连出生证都没给开。”

　　儿子已经6岁了，正值上学的年龄，如果户口再报不上，就上不了学。“就是报上户口了，能去上学，我们也上不起啊！再说，谁来照顾他呢？我60多岁的人了，又是一身病，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光景呢。”崔老太一遍遍抚摸着孩子的头，禁不住老泪纵横。

　　“女儿是去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出生的，出生之后，身体本来就弱，由于没有出生证，防疫站不给打疫苗。”孙政普说，他在戒毒所最担心的就是女儿的身体，“我就怕她出事。”

　　戒毒的艰难之路

　　孙政普强制戒毒已经两个多月了，现在他的身体正在逐步恢复强壮。另一方面，由于管教民警让他负责一部分吸毒人员的思想行为状况记录工作，他从中找到了“做人”的感觉，“每天都要记这些人的情况，他们(民警)看得很细，我工作也做得很细。”孙政普说，他觉得他又找到一些自信，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我会好好表现，尽量早出去，出去做点对母亲、儿女有益的事。”

　　孙政远身患疾病，虽多次被警方抓获，按规定却无法送戒，但他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再吸毒了，“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成啥了，哥哥一走，我就去朋友家自戒，反正也没钱，就硬扛。你看你看，现在手上没有一个新针眼，原先我还从脖子上注射，现在脖子上也没有针眼了。”孙政远解开袖子上的纽扣，露出干瘦的手臂给记者看。

　　据说，孙政远的弟弟和妹妹最近还经常回家吃饭，但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外面生活的情况。

　　目前，尽管老大和老二正努力戒毒，但对这个家，我们似乎还没有办法设想他们彻底走出毒品阴霾后的美好生活。“不管咋说，娃是无辜的，不能让孩子再受这毒品的苦啊。”崔老太轻轻拍打着孙女，孙女已渐入梦乡，鼻息轻柔，孙子已经在店里的高脚椅上坐了多时，他认认真真地照看着店面，店里生意冷清，照此下去，他下半年开学的学费无论如何都难筹够。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胡国庆　摄

　　本报记者　康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