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老公安讲述送走最后一批日本战俘的经历

　　“1951年春，我亲自押送最后一批日本战俘，集中到河北永年，遣回日本原籍。”这是杨老先生一生中感到极为光荣而自豪的任务，一说起这些，他愈发神采奕奕。

　　不久前，记者来到太原杏花岭，访问这位叫杨淮的老人。恰巧，他正在编写一本《列强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股认真细致劲儿真令人佩服。“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可过去曾被列强瓜分，受尽凌辱，而许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并不清楚。所以闲着没

事，自己就想把资料汇集成册。”在目录中，他特意列出“日本侵略”一项。

　　身材瘦小的杨老虽满头白发，却一点不像已满八旬的老人，每天还负责接孙女放学回家。老伴笑意盈盈地说：“现在，他都做了太姥爷啦！”

　　“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们都得学日语，直到1988年离休，我也没和日语脱离关系，我的孩子也会说日语，大儿子是日本弘前大学的教授。”他笑着说，自己学日语没费什么劲儿，比别人学得快。

　　1949年建国前参加工作后，他被安排在太原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完战俘后才转至刑警队，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40年，获得过公安部颁发的“人民警察”二级金盾荣誉章。

　　杨老总是乐呵呵的，那笑声如孩子般清澈。他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字，上写“心清水浊山矮人高”。“噢，是老同事送给我的，这是表扬我呢。”一番解释令人顿生同感——他高尚的人格，让山也显得有些矮。

　　被日本兵追杀只得隐姓埋名

　　“当时日本宪兵队都通缉、追杀我，不过总算是大难不死。”杨老见记者颇感兴趣，便说：“你爱听我的故事？那我给你讲讲，很曲折啊！”

　　在他学了点儿日语后，有一天老师让他去买菜，卖菜的人告诉他，铁路上的食堂是日本人开的，需要个跑腿的伙计。“这个日本人叫江口义雄，不会说汉语，问我姓名、年龄、家住哪里，我都用日语回答了，他又一边说一边让我写，像什么白菜、黄瓜、大米、白糖，我全能写出来，他就‘呀’的一声，感觉很吃惊。”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日本人的样子。

　　其实，他那时只是学了些常用词而已。然后一声“走吧！”他跟着这个人来到“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阳泉配给班”。记者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好，思维很清晰，至今都能记得很多日本人的名字。“过了几天，配给班主任让我去卖店站柜台。”仅有十三四岁的他便来到“小超市”，见店里摆满了罐头、烟酒、大米等吃穿用的东西。他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和牌子一一记在脑中，能和日本顾客对答如流。

　　后来在太原学习后，他又成为阳泉车站最年轻的站务员，几个好朋友结拜弟兄，却引起日本特务的怀疑，他被严刑拷问抗日行为，家也被抄了，但因证据不足，他被保了出来。“我哥哥自‘七七事变’后走出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家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情急之下，他只好逃到太原，化名李蔚瑛。

　　“到现在，还有些人不知道我叫杨淮呢！”他笑了笑。身无分文的他成了流浪汉，有一天得知“山西省物资移入配给组合”在招聘职员，条件是要懂日语，他应试合格，又能自食其力了。

　　半年后的一天，他刚走到单位门口，突然瞅见要抓他的日本人，连忙把脸扭过去。“心想他也许看到我了，说不定哪天会来抓我呢，就赶紧辞职不干了。经过测验，我考入‘日伪山西省甲种警察教练所’，仍用李蔚瑛，伪称是河北保定人，隐匿起来。”杨老打了个比方，这叫“灯影下藏身”，在看似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1945年6月25日毕业后，原定实习三个月满后任官，巧的是8月15日这天，日本人宣布投降。”为此他暗自庆幸，总算没有给日本人当警察官，立马改回原名杨淮，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

　　向敌人学的能耐我拿来服务人民

　　1949年太原解放当天，外面还是炮火连天，25岁的他便进入公安局开始紧张地工作。“我把所学的一套东西都用上了，别人不懂警察业务，而我懂！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培养了我，我却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懂日语，专搞外事工作，主要管理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人。

　　原来，日本投降后，约几千人留在山西没有回国，继续对抗中国人民，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们才被清理出来，分批遣送回国，公安局对罪大恶极者进行了审查取证。而杨老曾直接参与了这些工作，一共遣返了三批。

　　“走的时候，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日俘，陆续集中达到二百多人，我把他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选出正副组长，每天汇报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所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尽量就地解决。”他回忆，当时把南门外(今五一广场一带)、火车站附近的正太街、首义关的旅馆几乎全包下来了。“我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块儿，接受思想教育。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我除了教他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外，另外还教他们三首歌，必须用中文学会唱会，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美帝武装日本》。”说着，杨老就唱起来，虽然压低了声音，却很有气势。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反对！反对！反对武装日本！”

　　他回想当年，身穿新发的草绿色公安服，放开了喉咙，挥动着双臂，每唱一句，便让他们随他的节拍唱一句，直到教会全歌词。他推了推眼镜接着说，有时他会利用休息空隙，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唱。

　　教唱结束后，他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他说：“闹了半天，你是中国人啊！刚才我们还以为是部队上的日本人哩！”杨老就告诉他们：“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大家一听，都爽朗地大笑起来。

　　亲自押解日本战俘行程千里遣至永年

　　1951年春，他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公安局让我当大队长，给我派了位政委，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杨老无比感慨地说，“回顾数千年来，从未有过倭寇侵略山西、太原的记载，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山西罪行累累，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中国人民的俘虏。”他感觉，自己有幸亲自押解千里之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他记得，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他单身一人，返回了日本原籍，随身没有带任何行李，轻装踏上旅途，临别时对他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成功，回到日本后，我要继续努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杨老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为他完成历史上最后一次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出发的那天，他们包下了三节车厢，队伍的成分是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人手一支步枪，还带轻机枪一支，踏上了征程，目的地是华北军区训练团驻地河北省永年县城内。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全体下车，休息了一会儿吃饭，又雇了10辆大马车，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除妇女儿童外一律步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一路和着铃鸾声、马蹄声交杂在一起，直奔永年城。“这虽是一群乌合的日本人，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我利用这一点，强调了行军纪律，互相帮助，克服饥饿干渴的困难，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所以比较顺利。”

　　当夕阳西下时分，终于永年城在望。入城后，他发现空荡荡的，不见一个百姓，狭窄的街道两旁，残存着的瓦房差不多全有被炮弹打过的痕迹，有被水淹过的印子。“集中日本战俘的地点是个大庙，已经破旧不堪，地方很大，我让他们按男女编队分别住开，只在星期六可以见面，再经过教育学习以及审查。”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他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在他的书桌上，记者看到一摞《三晋都市报》。只见杨老翻出5月13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灾难篇》，上面刊登着几名日本战犯在山西的犯罪口述。“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比如汤浅谦(原任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太原第三红十字大尉军医，曾搞过细菌战、活人活体解剖)，当时就是我把他送到河北永年的。因他罪恶较大，后来又与几名战犯，被送回太原羁押候审。”

　　我逮捕了河本大作可惜未受审即病死

　　杨老离休后赋闲无事，便根据年代撰写回忆录，起名为《平生纪实》，其中一本就很工整地记录了日本战犯的有关资料。他讲解道：“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查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一共129个人，其中有9个人的罪行比较重，判了刑，最少的判了8年，最多的判了20年，包括富永顺太郞、城野宏、菊地修一等。对于罪行较轻的、认罪较好的，先后三次免诉释放回国，共120个人。”

　　“有两个罪大恶极者是最有名的，都已经被扣捕起来了，却没等上法庭审判，就病死了，其中一个叫河本大作，1953年死在狱中，另一个是岩田清一。”他又反问：“你知道河本大作吗？”

　　记者听完才弄清楚，这个人原为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炸死张作霖，制造了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后来，他留在山西，当上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

　　太原解放前，杨老曾在阎伪警察局管理过外国人，对于每个日本人的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1949年4月，太原刚解放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杨老吃罢晚饭，约9时左右，正准备睡觉时，突然被科长叫去，接过一个字条。“领导问我，你认得上面这几个日本人吗？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一看，条上写的10个人全为团长以上级别，其中的川端大二郞就是河本大作，那是他的化名。”

　　于是，他迅速带领十几个武装战士，亲自到河本大作的家中逮捕了他。至今，杨老仍记得很清楚，是教场巷门牌5号。“我敲开门喊他出来，河本就老老实实地走出门，戴上手铐，被我们押到了监狱。”当晚，他一共逮捕了10个人，包括城野宏、菊地修一、相乐圭二、永富博之等重要战犯。

　　杨老又拿出一个小册子，全是自己手写的，原来他根据史料，统计出了“日寇侵晋八年间制造无辜惨案次数”：283个惨案，涉及山西92个县，共残杀4.1万个无辜百姓。“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我都给他们记着总账呢！”一想到这些，他总是很愤慨。(本报记者 李尚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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