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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老公安讲述送走最后一批日本战俘的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8日15:36 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

  “1951年春,我亲自押送最后一批日本战俘,集中到河北永年,遣回日本原籍。”这是杨老先生一生中感到极为光荣而自豪的任务,一说起这些,他愈发神采奕奕。

  不久前,记者来到太原杏花岭,访问这位叫杨淮的老人。恰巧,他正在编写一本《列强侵略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那股认真细致劲儿真令人佩服。“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可过去曾被列强瓜分,受尽凌辱,而许多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并不清楚。所以闲着没
事,自己就想把资料汇集成册。”在目录中,他特意列出“日本侵略”一项。

  身材瘦小的杨老虽满头白发,却一点不像已满八旬的老人,每天还负责接孙女放学回家。老伴笑意盈盈地说:“现在,他都做了太姥爷啦!”

  “1925年我出生在阳泉,1937年6月25日刚刚高小毕业,7月7日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10月底,日本人占领了阳泉,我们都得学日语,直到1988年离休,我也没和日语脱离关系,我的孩子也会说日语,大儿子是日本弘前大学的教授。”他笑着说,自己学日语没费什么劲儿,比别人学得快。

  1949年建国前参加工作后,他被安排在太原市公安局外事科,处理完战俘后才转至刑警队,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了40年,获得过公安部颁发的“人民警察”二级金盾荣誉章。

  杨老总是乐呵呵的,那笑声如孩子般清澈。他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字,上写“心清水浊山矮人高”。“噢,是老同事送给我的,这是表扬我呢。”一番解释令人顿生同感——他高尚的人格,让山也显得有些矮。

  被日本兵追杀只得隐姓埋名

  “当时日本宪兵队都通缉、追杀我,不过总算是大难不死。”杨老见记者颇感兴趣,便说:“你爱听我的故事?那我给你讲讲,很曲折啊!”

  在他学了点儿日语后,有一天老师让他去买菜,卖菜的人告诉他,铁路上的食堂是日本人开的,需要个跑腿的伙计。“这个日本人叫江口义雄,不会说汉语,问我姓名、年龄、家住哪里,我都用日语回答了,他又一边说一边让我写,像什么白菜、黄瓜、大米、白糖,我全能写出来,他就‘呀’的一声,感觉很吃惊。”他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日本人的样子。

  其实,他那时只是学了些常用词而已。然后一声“走吧!”他跟着这个人来到“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阳泉配给班”。记者发现他的记性特别好,思维很清晰,至今都能记得很多日本人的名字。“过了几天,配给班主任让我去卖店站柜台。”仅有十三四岁的他便来到“小超市”,见店里摆满了罐头、烟酒、大米等吃穿用的东西。他把各种商品的价格和牌子一一记在脑中,能和日本顾客对答如流。

  后来在太原学习后,他又成为阳泉车站最年轻的站务员,几个好朋友结拜弟兄,却引起日本特务的怀疑,他被严刑拷问抗日行为,家也被抄了,但因证据不足,他被保了出来。“我哥哥自‘七七事变’后走出去,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家人担心被日本人发现。”情急之下,他只好逃到太原,化名李蔚瑛。

  “到现在,还有些人不知道我叫杨淮呢!”他笑了笑。身无分文的他成了流浪汉,有一天得知“山西省物资移入配给组合”在招聘职员,条件是要懂日语,他应试合格,又能自食其力了。

  半年后的一天,他刚走到单位门口,突然瞅见要抓他的日本人,连忙把脸扭过去。“心想他也许看到我了,说不定哪天会来抓我呢,就赶紧辞职不干了。经过测验,我考入‘日伪山西省甲种警察教练所’,仍用李蔚瑛,伪称是河北保定人,隐匿起来。”杨老打了个比方,这叫“灯影下藏身”,在看似最危险的地方,也许是最安全的。

  “1945年6月25日毕业后,原定实习三个月满后任官,巧的是8月15日这天,日本人宣布投降。”为此他暗自庆幸,总算没有给日本人当警察官,立马改回原名杨淮,再也不用隐姓埋名了。

  向敌人学的能耐我拿来服务人民

  1949年太原解放当天,外面还是炮火连天,25岁的他便进入公安局开始紧张地工作。“我把所学的一套东西都用上了,别人不懂警察业务,而我懂!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培养了我,我却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因为他懂日语,专搞外事工作,主要管理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人。

  原来,日本投降后,约几千人留在山西没有回国,继续对抗中国人民,直到1949年解放后,他们才被清理出来,分批遣送回国,公安局对罪大恶极者进行了审查取证。而杨老曾直接参与了这些工作,一共遣返了三批。

  “走的时候,我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最后一批被遣返的日俘,陆续集中达到二百多人,我把他们编成了十几个学习小组,选出正副组长,每天汇报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和所发生的一些新问题,尽量就地解决。”他回忆,当时把南门外(今五一广场一带)、火车站附近的正太街、首义关的旅馆几乎全包下来了。“我让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坐在一块儿,接受思想教育。因为正值抗美援朝,我除了教他们学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外,另外还教他们三首歌,必须用中文学会唱会,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反对美帝武装日本》。”说着,杨老就唱起来,虽然压低了声音,却很有气势。

  “反对武装日本,反对武装日本,日本必须走向民主,亚洲必须走向和平……反对!反对!反对武装日本!”

  他回想当年,身穿新发的草绿色公安服,放开了喉咙,挥动着双臂,每唱一句,便让他们随他的节拍唱一句,直到教会全歌词。他推了推眼镜接着说,有时他会利用休息空隙,用日语给这些人讲解歌词大意,把交通旅馆的大院搞得异常热闹,惊动了附近派出所户籍员也纷纷跑来听唱。

  教唱结束后,他向在场围观的民警打招呼时,他们用惊奇的眼神望着他说:“闹了半天,你是中国人啊!刚才我们还以为是部队上的日本人哩!”杨老就告诉他们:“我是公安局外事科的干部!”大家一听,都爽朗地大笑起来。

  亲自押解日本战俘行程千里遣至永年

  1951年春,他送走了侵略中国的最后一批日本战俘。“公安局让我当大队长,给我派了位政委,负责送到河北永年县城里的华北军区训练团。”杨老无比感慨地说,“回顾数千年来,从未有过倭寇侵略山西、太原的记载,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山西罪行累累,新中国成立后做了中国人民的俘虏。”他感觉,自己有幸亲自押解千里之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

  他记得,在日俘组成的各个学习小组中,有一个组长表现得最积极,是太原铁路医院五官科的主任青木正,他单身一人,返回了日本原籍,随身没有带任何行李,轻装踏上旅途,临别时对他说:“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成功,回到日本后,我要继续努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杨老依靠他做了不少工作,掌握了全队所有人的思想情况,为他完成历史上最后一次千里遣送的任务打下基础。出发的那天,他们包下了三节车厢,队伍的成分是男女老少包括家属在内,各车厢门口都分别把守着全身武装的战士,人手一支步枪,还带轻机枪一支,踏上了征程,目的地是华北军区训练团驻地河北省永年县城内。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河北省邯郸车站,全体下车,休息了一会儿吃饭,又雇了10辆大马车,将所有行李全部装车,除妇女儿童外一律步行,沿着一条土质的崎岖路,列队进发,一路和着铃鸾声、马蹄声交杂在一起,直奔永年城。“这虽是一群乌合的日本人,但也有服从命令和严守纪律的习惯,我利用这一点,强调了行军纪律,互相帮助,克服饥饿干渴的困难,他们也深知自己的身份,况且两侧又有随行押解的武装战士,所以比较顺利。”

  当夕阳西下时分,终于永年城在望。入城后,他发现空荡荡的,不见一个百姓,狭窄的街道两旁,残存着的瓦房差不多全有被炮弹打过的痕迹,有被水淹过的印子。“集中日本战俘的地点是个大庙,已经破旧不堪,地方很大,我让他们按男女编队分别住开,只在星期六可以见面,再经过教育学习以及审查。”回想起那段难忘的经历,他热血沸腾,情绪激昂。

  在他的书桌上,记者看到一摞《三晋都市报》。只见杨老翻出5月13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灾难篇》,上面刊登着几名日本战犯在山西的犯罪口述。“这几个人我都认识,比如汤浅谦(原任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军第一军太原第三红十字大尉军医,曾搞过细菌战、活人活体解剖),当时就是我把他送到河北永年的。因他罪恶较大,后来又与几名战犯,被送回太原羁押候审。”

  我逮捕了河本大作可惜未受审即病死

  杨老离休后赋闲无事,便根据年代撰写回忆录,起名为《平生纪实》,其中一本就很工整地记录了日本战犯的有关资料。他讲解道:“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查了关押在太原的部分日本战犯,一共129个人,其中有9个人的罪行比较重,判了刑,最少的判了8年,最多的判了20年,包括富永顺太郞、城野宏、菊地修一等。对于罪行较轻的、认罪较好的,先后三次免诉释放回国,共120个人。”

  “有两个罪大恶极者是最有名的,都已经被扣捕起来了,却没等上法庭审判,就病死了,其中一个叫河本大作,1953年死在狱中,另一个是岩田清一。”他又反问:“你知道河本大作吗?”

  记者听完才弄清楚,这个人原为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曾于1928年炸死张作霖,制造了轰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后来,他留在山西,当上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阎伪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

  太原解放前,杨老曾在阎伪警察局管理过外国人,对于每个日本人的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1949年4月,太原刚解放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杨老吃罢晚饭,约9时左右,正准备睡觉时,突然被科长叫去,接过一个字条。“领导问我,你认得上面这几个日本人吗?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我一看,条上写的10个人全为团长以上级别,其中的川端大二郞就是河本大作,那是他的化名。”

  于是,他迅速带领十几个武装战士,亲自到河本大作的家中逮捕了他。至今,杨老仍记得很清楚,是教场巷门牌5号。“我敲开门喊他出来,河本就老老实实地走出门,戴上手铐,被我们押到了监狱。”当晚,他一共逮捕了10个人,包括城野宏、菊地修一、相乐圭二、永富博之等重要战犯。

  杨老又拿出一个小册子,全是自己手写的,原来他根据史料,统计出了“日寇侵晋八年间制造无辜惨案次数”:283个惨案,涉及山西92个县,共残杀4.1万个无辜百姓。“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我都给他们记着总账呢!”一想到这些,他总是很愤慨。(本报记者 李尚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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