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03:46 南方都市报 | |||||||||
|
父母都在外打工的乖孩子 7月11日，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阿星的父亲老闭蹲坐在一角，妻子就靠在他身边，眼光虚无，两个人就这么啜泣着。地上晾着一锅粥，糨糊一样，“他们两天都没吃饭了。”阿星的姑姑叹了口气。
这是一间一房一厅的房子，下午很热，只有水泥地面透出一丝凉意，却有种潮湿的味道。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这里，都在工厂里打工。 阿星姓闭，单从这个姓氏上，公明镇上很多人就会知道这个看起来帅帅的男孩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那里的人基本上都姓闭。 闭姓人在公明的名头很响，源自于砍手党在公明做下的多宗劫案。来自天等县上映乡的抢劫者又被称为“上映帮”。 在几年前，阿星是万万不会想到有一天在深圳有人会听到他的姓氏就会害怕的，刚到深圳的阿星，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1992年老闭离开家乡到广东打工的时候，阿星只有7岁。直到现在，老闭说起阿星的时候提得最多的还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阿星。 “从小他就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老闭说，农村的孩子调皮顽劣的很多，但阿星就很乖，性格温和，遇事不急。 阿星的妈妈出去打工时，阿星已经读小学三年级了，让妈妈放心的是，那时候阿星学习很好，几门功课都能拿90多分，村里人也都羡慕，说“你们家的两个儿子学习好，还孝顺，真是有福气”。 闭家夫妻出来打工以后，平均两年多才会回家一次，“返乡的车费当时要90块钱，来回就要花掉好多钱。”仅仅比阿星大一岁的姐姐阿冰，就担负起了“管教”两个弟弟的责任。 虽然回忆不起太多的细节，但有一点阿冰非常肯定：姐弟三人从来没有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从小他就听我的，你说什么他都听，即使是他不想做的事他也会听话。” “阿星从小就不看重钱。”每次父母回来过春节，三个孩子一共可以收到两三百块钱的红包，孩子们就把钱凑到一起，交给阿冰支配，买钢笔啊，书包啊什么的。阿星从来都没有向其他小孩一样要钱去买零食吃。 老闭夫妇回去过春节是阿星最开心的时候，父母会给他们买件新衣服，带很多糖果，“乡下的孩子，没见过世面，有糖果吃就很开心了。” 但让老闭忧虑的是，五年级以后阿星的学习成绩下降了，回家看到他的成绩单竟然有一门功课不及格。 老闭告诉阿星，“没文化你出来打工不行，读了书，才会懂得人生的道理，孝顺父母”。“我们出来得早，知道外面的情况，你要是有文化，找工作就会很容易。” 阿星的弟弟读到五年级的时候成绩一直都很好，老闭狠一狠心把小弟送到了县城里的天等中心小学读书。阿星对此没有觉得不平，他还对弟弟说：“你读好书就好了。” 在深圳的日子 2000年，阿冰到深圳打工都有一年多了，初二没读完就辍学的阿星吵着要去上海，说有个老乡在那边有亲戚。老闭开始不同意，后来拗不过，宁愿让他来自己身边也不想他去上海，“我们总能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吧，起码不要让孩子受委屈。” 坐了十几个小时长途汽车，阿星是跳着下来的，深圳，公明，听父母说了无数次的这两个地名，那一天才真正看到。而在此之前，阿星甚至连天等县城都没有去过。 阿冰记得，弟弟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这里好神奇！” 一个月之后，阿星吵着要去打工，说不能天天在这里白吃父母的。当时阿星只有17岁，而一般的工厂招工都要年满18岁才行，阿星就借了老乡的一个身份证应聘到了公明一家橡根总厂(后转到橡根分厂)上班。这以后，阿星的公开的名字就成了——闭伟勋。 在橡根分厂人事部，记者查到了阿星当时的工作记录：闭伟勋，1982年生，2001年11月3日进厂，2002年8月16日离厂，奖惩记录一栏是空白，离厂原因一栏中写的是“自离”。人事部易姓主管介绍，闭伟勋当年既不是辞职，也不是被开除，而是突然就不来上班了。 阿星工作时带班的郑班长还记得这个人，“个子高高的，很喜欢笑”。郑班长记得阿星当时没有违反过纪律，很听话，“当时他跟我这个班也就一个月的时间，接触不算多，我让他去做事什么的他都会很服从。” 据阿星的姑父杨先生讲，阿星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老乡。杨当时发现阿星在工作的时候有些心不在焉，而且有几次请假离厂，“后来，阿星就不在厂里了。” 杨了解到阿星当时是和一些老乡混在一起，“那些人没有工作的，都不上班，没钱就抢。”杨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闭。 离厂后数月，阿星一直没有回家。老闭说，他肯定是怕我骂他。 实际上，阿星长到20岁，老闭夫妻从没有打过孩子，骂都没骂过，甚至后来阿星考试不及格的时候都没骂过。老闭总觉得这么多年在外面打工亏欠着孩子，“当时到广东打工就是为了赚钱让几个孩子读书，他们那时每个人的学费都要一百多块。”但刚到广东来的时候，老闭每个月只能赚三百多块钱，仅够自己生活，更别提往家里寄钱了。 而在橡根分厂闭伟勋的用工记录上，最后的截止时间是2002年8月。至记者傅剑锋今年2月在温江村与阿星谈话时，阿星告诉傅，他已经在家里呆了几个月了。 一个事实是，从2002年8月以后，至少有两年多的时间，阿星在我们的调查中消失了。这两年阿星在哪里？做了什么？他是否真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清白？……阿星的家人对他这一段经历都很隐晦。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的情况是，2003年以后，宝安区特别是公明镇的劫案上升。阿星自己曾对本报记者承认，他曾经在一段时间内和这批被称为“砍手党”的同乡混迹在一起，帮他们做饭。 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 阿星一直都是老闭的骄傲。老闭在厂里工作了13年，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千二三百元，老婆也能赚个七八百元，除掉210元的房租，每个月的开销在500块左右。 在阿星没出事的时候，老闭最大的梦想就是阿星和弟弟都结了婚，自己抱上了孙子，然后就回老家“享清福”了，毕竟自己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两年前，老闭在家里盖了一栋两层楼，就准备给阿星和他弟弟以后结婚用。“这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二层楼啊，村里人都很羡慕的。”阿星的妈妈只是在说到这里时，眼睛里才流露出一丝笑意。 然而这一点希望现在都已幻灭。“现在头很乱，每天都不知道在想什么，上班时候同事打招呼几次我都听不到。”老闭有点心灰意冷。 阿星这次去汕头，实际上是老闭的一番苦心。“他在这边我不放心，想让他离开这个环境远一点。” 出事前几天，阿冰还给阿星打过电话。阿冰告诉记者，阿星对在汕头的这份工作还是充满希望的，电话里阿星告诉姐姐一切都好，过了春节可能会成为小师傅，赚得会更多，现在就是上班蛮累的，就是想多睡一会。 记者在公明采访了十几个天等县的打工仔，他们其实和阿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经历。 小陈小学5年级辍学，至今还欠着老师当年垫付的学费。1995年到公明打工至今，已成家生子。小陈的老婆和3个妹妹也全部都在珠三角打工。 小陈每天的时间表是这样的，6时起床，早饭后7时10分到厂边列队，7时半进厂工作，中午没有午休，午饭在食堂吃，当天的午餐内容是两块烧鸭、一碗饭、一份豆腐渣，价值2元5角，下午工作到19时30分，回到家煮饭冲凉，21时30分睡觉。除每个月一天的休息时间外，小陈的生活日复一日地持续了10年。 公明的外来工比例巨大，像老闭居住的茨田埔村，大部分的民房都被外来工租住。茨田埔社区居委会麦姓负责人告诉记者，社区本地居民只有1000人，而外来工则是本地人口的20倍——2万人，其中有1万人来自广西。 公明一家大厂的负责人则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不招天等人进厂做工了。” 今年1月，宝安公安分局一位领导亲率干警奔赴广西天等县，希望了解砍手党的犯罪成因。 公明派出所刑侦队长冯队长当时去了天等，他告诉记者，上映乡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店，好多地方甚至都用不上电。穷，是天等留给警员们的第一印象。 上映乡派出所一共只有5个人，“那边的实际情况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民风淳朴。”冯队长说，据当地警方提供的情况，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谁回去带的钱多，谁才有面子，说明谁混得好。“他们作案的时候都清楚自己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公明的一位公务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社会大环境应该是对天等人影响最大的，比如说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劳动技能方面的培训，这都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协调。 另一位警员的观点是：贫富差距不能太大。他说，谁都不愿意走这条路，但现在很多地方连基本的9年义务教育都还实现不了，被他们抓获的好多犯罪嫌疑人连自己和父母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何以谋生？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责任该推给社会，阿星的同村老乡赵阿荣就说：“贫穷难道就可以犯法？我们温江村在外面的很多人，大多数还不都是在老老实实做工？” 夹缝中的阿星 我挣扎了这么久，就是想和他们不一样，可是一不小心，我还是跟他们一样了。我害怕跟他们一样，也想避开他们。可是我好像逃不开这个网。 ——本报7月11日报道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打工者都会比较看不惯一些不可一世的城里人，有时候很想找个机会报复一下”，阿星提到几年前自己因为没有暂住证被关被罚款的事、他的无辜朋友被保安员打残的事，还有城里人在他的年龄可以读书而他必须每天12小时呆在工厂的事，“有时会让人憋一肚子气”。 尽管如此，他又说自己已经离不开城市了，“农村的生活不习惯了，像我这种在城市里打了五六年工的年轻人，都不可能再习惯农村的生活”。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 打工回来的父母讲述着城市，强大的电视文化更是无处不在。而当乡村少年们怀着生活梦想奔向城市时，却发现自己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巨大的落差催生了偏激的心理。原有的乡村道德体系开始溃败，甚至蜕化出一种更加残忍的生存哲学——不给钱就砍就杀，他人的生命与安全形同草芥。 ——摘自本报今年1月20日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中的记者手记《“砍手党”背后的农村与城市》 阿星的家乡，坐落在狭长的山谷中的温江村是个“山不长树，地不长粮”的地方。因为贫困，大部分温江村人的生活出路只有两条：打工和打矿。 阿星的父母和姐姐还有三个姑姑都住在深圳公明茨田埔村一户破旧的出租屋里，墙上的奖状是姑姑的女儿得的。 □采写：本报记者 姜英爽 高爽 摄影：本报记者 徐文阁 陈以怀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