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仔阿星杀人事件追踪：什么使他走上不归路

　　他来自遥远的小山村

　　梦想中的城市诱惑着他

　　他蹦跳着来到梦想中的城市，却发现，城市的天是那么高，城市里的人，高到天上去了，他抬起头，望得帽子都掉下来了也看不到，够不着

　　没有什么文化与技能的他生存艰难，他的同乡很多做了砍手党，他在夹缝中挣扎

　　他没有像同乡那样去抢劫，最后却杀了人

　　阿星不归路

　　“我想洗个头，可能这一阵子都没法洗头了。”阿星在记者站局促的洗手间里脱下他的花衬衫，用冷水洗头。“还想换下这双鞋，这双皮鞋我穿不习惯，是我一个老乡的。”阿星害羞似地缩着脚，脚上是一双不太合脚、款式有几分时髦却充满了污垢的尖头皮鞋。

　　已是凌晨1点，楼下士多里仅有40码的拖鞋，阿星脱下了那双有点可笑的皮鞋，换上了新买的拖鞋，由于有点小，脚跟还在后面露出一截。

　　门外有人敲门。

　　“他们来了。”阿星低声地说：“你明天给我老爸打个电话，叫他照顾好我弟弟，不要让他走我的路。”

　　他很平静地站起来，迎向走进来的两位警察。

　　这是7月10日凌晨两点。

　　7月8日晚上9点，因为喝满月酒喝醉旷工一天，在汕头潮南区峡山镇打工的阿星被工厂辞退，在领取工资和扣压身份证问题上与主管起了冲突，阿星把主管阿章砍死。9日，潜逃到深圳宝安公明镇的阿星，在本报记者陪同下自首。

　　这个曾经跟同乡砍手党团伙厮混了半年多的小伙子，一直没有像同乡那样去抢劫，却仍然杀了人。他还不满20岁。

　　“我杀了人”

　　“我见证了阿星挣扎、崩溃、走上杀人路的过程，”原本报深度记者(现《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眼睛里都是红血丝，他已经连续几个晚上没有睡好了，“没能阻止他，我觉得很内疚。”

　　因为去年深圳公明等地抢劫事件猖獗一时，警方发现这些抢劫团伙大多数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因为经常有被抢劫者的手被砍掉的案例，民间因此叫这些抢劫团伙为砍手党)。当时还是本报记者的傅剑锋到温江村采访，认识了当时在家养病的阿星，后来他在稿件里写了对阿星的印象“棱角分明，但脸色蜡黄，带着一种20岁的年轻人不该有的沧桑和疲惫。”，“从15岁出来打工，永远都睡不够。”

　　阿星跟砍手党的几个“老大”都是从小的好朋友，但是他自称没去跟他们一样抢劫，而是从15岁就开始到深圳、东莞等地打工。

　　阿星当时的一句话，曾经让傅剑锋久久难忘。阿星说，“如果有一天，工厂把我辞了，或者工厂倒闭了，我又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回家的钱也没有，我就只有跟着他们去抢”。“他的话当时让我感觉一寒。”傅剑锋说。

　　7月9日傍晚，还在北京的傅剑锋接到阿星的电话：“你过来不过来？我出了很大的事。我昨天晚上杀人了。”

　　当天晚上9点，本报记者一行在公明广场一家公话亭旁边找到了阿星。高高瘦瘦，穿着花衬衫，笑笑的眼神，看起来很文静。

　　“我真的杀人了，我的手上好像还有血腥味。”他微笑着，很从容地讲述作案的经过：“不晓得砍了多少刀，没得救了。”

　　打工的兄弟叔侄们

　　则凯织带厂静静地躺在潮南区峡山镇南里村的田埂旁，几台纺织机器已经停止运转，这间只有十几个工人的小型家庭作坊式织带厂主要制作内衣裤的松紧带。阿星杀死主管后，厂子已经暂时关门了，工人也已不知去向。老板郑则凯也不见了踪影。

　　像郑则凯这样的小老板在潮南区数不胜数。在峡山镇，各种文胸内衣、织带广告随处可见，纺织服装业支撑起了整个潮南区的经济。根据潮南区经济贸易管理局提供的资料，去年潮南区六大支柱产业产值达到162亿元，其中针织、服装业占据了60%左右。

　　至于潮南区有多少外来工，潮南区劳动监督局有关负责人也说很难估计。“保守估计总有10万左右吧。”

　　阿星和阿海兄弟正是这些外来工的两个，今年初，弟兄俩先后进了南里村和杨美村两个厂打工，干的都是织带，生产各种衣服花边和松紧带。

　　“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一天休息。”阿星对记者说。

　　“都是这样的，这里的每一家工厂。”29岁的赵阿荣(化名)证实说。他也是天等县人，已经在洋美村一家服装厂工作了四年。

　　赵阿荣介绍说，工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忙时甚至延长到14个小时，午餐时间只有二三十分钟，“也就是吃完饭可以吸一支烟的空隙。”这样1个月可以赚到800元左右。

　　赵阿荣很珍惜现在的工作。他已经打工打了十几年，16岁他就到了深圳宝安一家珠宝厂看机器，每天十个小时，机器的柴油都会喷在衣服上，长时间的侵蚀使他和几个老乡都留下了后遗症，“脸上、身上经常发一粒粒的东西，痒得很。”四年前他来到这家服装厂，因为用心钻研，手艺好，他已经成为厂里的大师傅，可以一个月赚到2000多元，成为村里在外打工的佼佼者，但他仍然有种焦虑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工厂倒了，老板不要了，明天就不知道干什么了。”

　　阿武跟阿星是堂兄弟，他只有17岁，跟阿星的弟弟阿海一起打工，一起租住在一间房子里。7月12日下午2点，记者在杨美村一间快要倒塌的小破屋里找到他时，早上7点半才下班的他还在睡觉，午饭也没吃。“在这里干活很累，来了一年了，身份证是借来的。”这间小破屋是他和阿海租来的，30元一个月。“这里比厂里的宿舍休息好一点，那里很多人挤在一起，睡不好。”

　　阿海在哥哥出事的第二天晚上，被村里的治保员带走了。“他挺平静的，也没说什么事情，后来我们才听说阿星砍人了，他给了哥哥300块钱让他逃走。”阿武说，因为他上夜班，阿海上白班，那么两人并没有碰面，阿海什么都没有透露。

　　阿星兄弟的堂叔闭伟龙也住在隔壁破房子里。他来到杨美村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工作。闭伟龙说，他是看着阿星和阿海长大的。他以前曾经和阿星一起在深圳宝安新兴像根厂打工，干的也是织带。他说，前几天赵阿荣摆满月酒他来喝酒的时候，还挺开心的，对工作也没什么不满。

　　“我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会杀人，”闭伟龙说，他给阿星买了两套换洗的衣服，但不知道该送到哪里去。

　　出事的那一晚

　　同村老乡赵阿荣儿子的满月酒成了这场悲剧的导火索。

　　7月5日，第二胎喜得一子的赵阿荣摆满月酒，在峡山镇附近打工的十多个老乡都来喝酒，阿星也请了一天假来了杨美村，当天晚上他们喝酒、打麻将非常开心，几乎闹了个通宵。喝多了的阿星在弟弟阿海的房间里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没能去上班，因此导致了主管阿章和他矛盾的爆发。

　　据阿星的同事说，阿星一直和身为老板亲戚的阿章不和，但是阿星对记者表示，平时阿章虽然很凶，经常呵斥他，但是他都是对方说什么他干什么，没有反抗过，可是这一次，阿章坚持要开除他。

　　7月6日晚上，在汕头打工的阿星用弟弟的手机打电话给在北京出差的傅剑锋：“我被工厂辞退了，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只能加入上映帮去抢劫了。”说完之后，阿星甚至笑了两声。

　　潮南警方拒绝透露案发现场细节，不过从阿星的供述和同厂工人的描述中，我们粗略还原了当时的凶杀过程。

　　据阿星透露，7月8日晚上9点，他正准备离开工厂。行李收拾了一半的时候，突然想起要拿回被扣压的证件和押金，于是他去车间找阿章。

　　阿星和阿章一前一后走进临街的工厂宿舍时，恰好被一名路过的建筑工人看见，“两个人进门后铁门就关起来了，我没注意他们，也没有听见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响动。”10多分钟后，铁门被打开，阿星一个人走出宿舍，朝出村的方向走去。“他步伐正常，表情看不清，但身形和动作一点都不紧张。”直到昨天，这个建筑工人才知道，这个走过他面前的人已经成为残忍的杀人凶手。

　　阿星事后对记者描述：“他骂我粗口，我气愤就砍了一刀，他反抗，要喊，我本能要阻止他喊，就拼命砍他，不知道砍了多少刀。”

　　他的衣服等行李收拾了一半，还在宿舍床上，杀人后，他换了衣服就匆忙离开，到峡山镇金佳诚宾馆去见了来采访砍手党的《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磊。

　　“他表情冷冷的，但还是有说有笑，一直低着头玩弄着弟弟的手机。”何磊回忆说，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坐在他对面的阿星，在一个小时之前，刚刚凶残地杀死了一个人。

　　1个小时后，阿星离开金佳诚，去了弟弟所在的杨美村，要了300元钱，连夜到了普宁，当天夜里睡在普宁汽车站，早上坐车到深圳，下午4点，他到达父母打工所在的公明镇。

　　阿星说，他在厂里干了4个月，应该赚到3000元左右，可是工厂只给了600元，他借了老板300元，一共得了900元，其中欠他的1000多元，老板说是必须交给厂里的押金。

　　“每家厂，每个工人都要交押金，这是这里的行规，”记者接触过的工人们都表示，为了防止工人私自离开或者跳槽，每个工厂都会要求扣压工人最初的45天工资作为押金。潮南区劳动监督局的负责人表示，他们知道这种行规是不合理的，经常有外来工因此而和厂里起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