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特稿：我的1945

　　1945年的那个夏季，远离我们已经整整60年。

　　在人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经历，都被时间模糊成了不可还原的碎片。而历史，更是湮埋了几乎所有平凡人的生命印记。如椽的巨笔之下，历史只是一个极其概括性的简单轮廓。在这个轮廓里，触目惊心的是一次又一次战争留下的焦黑的伤痕。而在这累累伤痕的夹缝里，我们很难找到关于人生的脆弱与无常，人性的扭曲与无奈，人心的卑微与慷慨——我们无

法看到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而没有这心灵史，我们就无法测量那战争的伤口到底多深，我们就无法弥合那战争之创——即便已经过去了60年。

　　我们极力想知道的是，1945年的夏季，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死去的抑或活着却不为人知的普通躯体之上，那个夏季烙下了怎样的痴狂？在那极度的恐怖与残忍之后，这痴狂包含了怎样的挣扎与放弃？赴死与偷生？一段时间来，我一直在南京城里寻访着，试图勾勒出一个城市的心灵史。在接触了许许多多的采访对象之后，我发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是何等狂妄与可笑。我们所能展示的，永远只是历史的一个剖面，不可能是全部。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人，作为我的叙述对象，希望从这个老人的身上，我们能哪怕微弱地触摸到那个苦难时代的脉搏。

　　清凉门大街，金信花园。王楚英已经82岁了。岁月早已洗去了他身上的硝烟，甚至弹片留下的伤痕也模糊得不可辨认。眼前微笑着的，只是一个从容淡定的老人。然而历史几次重要的拐点，在他的身上，都留下了重重的印记。

　　1945年8月27日，南京正当盛夏。王楚英贪婪地从高空俯看着南京城。飞机在南京的上空盘旋着，久久不肯降落，好像要看遍南京的每个角落。

　　灰暗的南京冷冷清清。虽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将近半个月，可是国家的首都还在日本军队的手中。王楚英一行是战后第一批到达南京的中国军人。

　　飞机在大校场缓缓降落。盘旋的飞机吸引了许多南京市民。他们久久地仰着头，看着，看着，猛然发现，是自己的飞机回来了。他们奔跑起来，欣喜若狂。

　　最先扑到飞机跟前的是大校场附近田地间正在耕作的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蜂涌而来，挥舞着草帽、毛巾，趟过机场的外壕，一身泥水地扑向从飞机上下来的中国士兵。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给我们送来水、山芋、玉米，我们给他们香烟、罐头，大家笑着，吃着，淌着眼泪。”

　　日本人投降了。8月15日的那一天，从不喝酒的王楚英酩酊大醉。为了这一天，中国人已经血战了8个年头。

　　“我是在课堂上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放下课本就上了战场。”那一年，王楚英14岁。

　　卢沟桥的枪炮骤然打碎了中国孩子们的睡梦。他们哭喊着、奔跑着、饥饿着、死亡着，然而在这悲惨的队伍中，一些孩子则端起了长枪，迎着炮火，踏上前线。

　　“1937年，我记得，是8月23日。我们18军11师33营去攻上海罗店。”

　　房子烧着了，树烧着了。日本飞机擦着头顶飞过去，炸弹冰雹一样地往下扔，机枪的子弹突突突在耳边上乱窜。炸断了的腿、胳膊飞起来，远远落下去，甚至卡在了正烧着的树杈间。14岁的王楚英趴在地上，哆嗦着，一动不敢动。他侧着脸惶恐地看着天空，看着周围正发生的一切。旅长指挥战士们用机枪高架射击，一架飞机拖着黑烟，哀号着，栽向洋泾河。人们欢呼着，呐喊着，向前冲锋，一双双脚从王楚英的眼前飞一般向前。

　　“他们是人，我也是人。我心里惭愧啊。一狠心：无非就是死吧。就不怕了。”

　　喊杀声中多了一个愤怒的童音，那是对死亡的吼叫。一仗下来，日军死了200多人。可是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喘口气，日军又反扑上来。排长牺牲了。旅长叶佩高让王楚英临时接替。

　　“第二天，18军军长罗卓英开会，说我是个‘不怕死能打仗的娃娃排长’。18军里就晓得了，有这么个娃娃排长。”

　　在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照片中，这样的面孔让人难忘：十三四岁的中国士兵，一张张童稚的面孔上充满愤怒、痛苦和坚强。有的被日军团团围住，赤手空拳却保持着战斗的姿态；有的身穿着极不合身的军服，愤愤地盯着端着刺刀的日军。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光着脚、衣衫褴褛，小小年纪却一个个表情沉着。他们踏上战场，是因为别无选择，中国人别无选择。

　　“我们不想当亡国奴。”王楚英说。14岁踏上战场，战淞沪、围彭泽、攻湖口、援瑞昌、远征缅甸，8年来，已经记不清参加了多少次战斗，只有身上的弹片与枪伤刻下了战争的残酷。然而毕竟逃脱了死亡。

　　22岁，作为胜利者来到南京的王楚英已经是国民党新六军第十四师的少校作战科长了。

　　2005年的夏天，82岁的王楚英缓缓走在黄埔路上的梧桐树阴下，时空恍惚，60年前的那一幕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45年9月9日。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到“中央军校礼堂”门前，沿着柏油路两旁，每隔五十米就竖立一根漆着蓝白红三色条纹的旗杆，上面悬挂着联合国旗。旗杆旁边，并排站着新六军的武装士兵和宪兵，他们头戴钢盔，脚穿皮鞋，身着哔叽服，戴着白色手套，手持冲锋枪，庄严地挺立着。黄埔路口有一座用松柏枝叶扎成的高大牌楼，上缀“胜利和平”四个金色大字。“中央军校”大门的上方挂着一块横额，蓝底之上楷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八个白色大字。在门外的牌坊顶端嵌着一个巨大的红色“V”字，以示胜利之意。其下方悬挂一块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会场”十四个闪闪发光的金字。

　　大礼堂的四周，也彩饰一新，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有新六军的战士和宪兵守卫，警戒森严，气氛十分严肃而且热烈。大礼堂的正门上，悬挂着中、美、英、苏的小型国旗和联合国旗。面对正门的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国民党的党旗、国旗。礼堂正中为签降的所在。在中山先生像的一方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为受降席，备有五把靠椅；其对面也置一长条桌，上铺白布，另置坐椅七只，为投降席。受降席中间主座桌上置一漆盘，内有墨、砚、毛笔、印盒等物，还有一个麦克风。大厅上方悬挂着四盏巨型吊灯，光照全场，更显辉煌。在受降席的右侧为中国和盟国军官的观礼席，左侧为记者席，楼上为其他官员观礼席。正门入口处设有签到处，上午八时五十分，场内已座无虚席。

　　总计参加大会的有中国陆军将级军官99人，海、空军军官35人，盟军代表47人，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国民政府其他军官85人，中国记者52人，外国记者36人，共405人。

　　8时52分，何应钦率受降方入场。8时58分，冈村宁次率投降方入场。

　　9时，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事实上，就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在中国的日本军队依然很是嚣张，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失败了。重庆高层会议决定，必须派出一支有威慑力量的部队前往南京受降。新六军在缅甸战场上彻底打败过日军号称精锐之师的第18、第56、第53、第49、第2等师团，应该派新六军。

　　新六军正是王楚英所在的部队。1941年，王楚英从中央军校毕业，12月15日进入缅甸，受英军总司令胡敦派遣，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1942年，中国组织了十万官兵的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王楚英成了这十万官兵中的一员。

　　几场血战之后，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杜聿明兵败野人山，孙立人率部远投印度。历时半年的缅旬战役以日军胜利，盟军失败结束。

　　中国远征军的十万大军，此时只剩下四万人。除了退守怒江东岸中国境内的三万人之外，陆续抵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人数不足一万。他们后来改称为中国驻印军，王楚英和部队一起，在印度静静地等待着反攻时刻的到来。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进攻。1944年3月，我军全面进攻日军主力第18师团。3个月后，第18师团溃不成军。1944年8月，我军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此后，中国军队连战连捷。中国驻印军扩编成新一军和新六军。1945年3月，中国军队全面收复缅北和滇西。

　　1945年4月，王楚英在湘西唐湾率领部队奇袭日军大获全胜，这也是他八年抗战的最后一仗。王楚英参与的湘西会战是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这一仗使得骄横一时的“中国派遣军”再也不敢出击，新六军在日军中打出赫赫威名。

　　1945年9月9日9时。冈村宁次默不作声地站立着，打开“日本投降书”。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动作僵硬，神情呆滞地站在他的旁边缓缓地磨墨。

　　冈村看完，取毛笔蘸上墨汁，恭恭敬敬地写下“冈村宁次”四字，然后从上衣右上方口袋中掏出一枚小型印章，轻轻蘸上红色的印泥，盖在名字的下面。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过度的沮丧，印章稍稍盖歪了，冈村为难地看着，可是这正如日本已然战败，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了。他站起身，恭立着，朝长桌对面的何应钦点头行礼。“这点头恐怕有两个意思，一是表示歉意；二是表示130万日军就此投降。”王楚英说。此时的王楚英，就站在何庆钦身后不远的地方。

　　随即，冈村让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递交降书。“桌子过于宽大，小林过于矮小，降书如何也递不到何应钦面前，何只得站起身，伸手去接。”王楚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历史的一幕。

　　南京受降之后，王楚英只在南京停留了短短两个月。然而这两个月，他相遇了他一生中的又一个惊喜。

　　胜利后的南京，作为抗日英雄，军人成了人们倾慕的对象。22岁的王楚英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学医的她。

　　“我常常去找她。开吉普车，在她工作的医院门口等她。她学的是护理。我们去紫金山、玄武湖，或者在马路上散步。”这时的南京宁静祥和，在这宁静祥和之中，他们慢慢熟悉。

　　相识只有一个多月，王楚英就走了。先是去了上海，之后去了东北。

　　去东北之前，王楚英再次来到南京。燃烧的爱与生离死别的痛俘获了年轻的她的心。她跟随着他，千山万水，来到沈阳。

　　内战如火如荼。在战火之中，王楚英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可是战争常常又扮演着幸福的杀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1949年，已经是国民党第52军副参谋长兼第296师参谋长的王楚英随同垮掉了的国民党离开大陆。

　　“我是乘最后一艘军舰撤往台湾的。岸上的兵往军舰上挤，跳板上不断有人落到水中，许多人抱着木头就跳进江中，游到军舰的另一侧上去。江边乱成一团。军舰上的人朝岸上开枪，岸上的人朝舰上开枪。卫兵扛着我，踩着士兵们的头终于爬上军舰。岸边上，几箱翻倒的银元四处乱滚，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捡。解放军的枪炮声已经越响越近。”

　　王楚英去了台湾，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女儿留在了大陆。

　　1954年3月，王楚英31岁，已被提升为少将的他经香港起义回到大陆。

　　“和妻子分离的几年，每年的中秋节，就在海边朝家的方向眺望。”

　　“什么也不能阻挡我和妻儿的团聚。”被隔离审查了两年之后，王楚英来到南京，妻子在这里等他。妻子不让他再去部队。从1957年一直到退休，20多年来，王楚英一直在南京城建部门工作。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然而夫妻一直恩爱。

　　2005年的夏天，金信花园。采访过程中，充满硝烟的往事像背景一样在他们的身后缓缓飘散，两位老人甜蜜、真情、深爱甚而亲昵的神情让我深深感动。眼前真切的，是家的宁静，是生活的平淡。然而为了这平淡，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少牺牲！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60年过去了，过去了的历史，依然将巨大的背影留在和平天空下的今天。多么希望往事不用再提，一切随风飘去。然而，当过去依旧敏感，伤痛依旧隐密时，我们就无法回避，也不能回避。　【原载南京日报】

　　(编辑　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