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抗联老战士：鬼子子弹穿透我身体

　　卢连峰对本报记者不远万里到广州采访他表示感谢实习记者樊亮摄7月19日上午，广州市空军后勤部越秀山干休所门口，一位戴着眼镜、满面红光的老人叫住了记者：“你是从吉林来的记者吧，怕你找不着，我特地到门口来接你。感谢你不远万里来广州采访我啊１听他这么一说，记者立刻猜到他就是83岁的抗联老战士、原中南空军后勤部修建部副部长卢连

峰。

　　小脚母亲送子三里路

　　“小马官”离家进抗联

　　一进屋，卢连峰就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8岁时开始给人家放猪、放马，大伙都开玩笑说他8岁就当了官——“小马官”。

　　1937年，“小马官”15岁，那一年正是东北抗联发展最好的时候。抗联十一军团长隋得胜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小马官”，就一直劝他参军到抗联给他做警卫员。卢老说：“我离开家时，母亲迈着小脚牵着马整整送我走了3里路。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先把哥哥送到抗联打鬼子，最后牺牲在战常现在又送我，母亲就我们两个儿子，都交给了抗联。”

　　子弹穿透身体

　　“小马官”马背上拣命

　　1938年，为躲避数十万日本关东军的疯狂围剿和经济讨伐，也为了保存抗日力量，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大军逐步放弃了原有的一些根据地，向西突围寻求转机。

　　1938年农历十一月，卢连峰随部队穿越原始森林齐膝深的大雪准备西去绥化。开始时，部队每天能走四五十里路。不到一个月，由于没有粮食补给，路况又不好，连二十里路都走不到了。不少骑兵只能忍痛将最心爱的马匹杀掉，让大伙填饱肚子。后来，马鞍、树皮、野草根都成了食物。进了腊月，卢连峰所在的队伍与王明贵领导的抗联第六军的一支队伍在绥化会合，原本三四百人的队伍损失了近1/3。卢连峰所在的十一军四团和六军九团整编成了抗联第三路军四支队，支队长是雷炎，政委是郭铁坚。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四支队奉命到山下村里去弄粮食过年。年三十那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和日本关东军的骑兵团遭遇了。情况非常危急，前有日军汽车堵截，后有关东军骑兵团的追击，四支队腹背受敌。

　　卢老陷入深深的回忆中：“战斗是在一个叫李老卓屯的地方打响的。当时，四支队的四团和九团分住在李老卓屯的东西两侧。关东军的骑兵团很阴险，开始时并没有直接冲到村内，而是先用小钢炮远程打击，不少老百姓家的房子都被打坏了，村里弥漫着浓浓的硝烟，10米之内根本看不见人。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由于敌众我寡，武器也差，我军逐渐被日军包围。如果僵持下去，后果将非常严重，支队长雷炎果断命令大家，想办法突围，谁的马快谁先跑。连长一把扯住我，大声喊道：‘小卢上马，快跑／随后将我扶上了马。没跑多远，我忽然看见跑在前面的一个机枪手的马匹受伤了，立刻停下来冲着他大喊，让他赶紧下马跑。这时，鬼子的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从尾椎骨射入，从大腿根部射出。一阵剧痛，我感到一股粘粘的东西开始在大腿上流淌。头立刻变得昏昏沉沉的，只能双手搂着马脖子继续向前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当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时，发现隋团长正在大声喊着我的名字，一名战士正在用雪给我搓手。由于失血过多，我的手早已经没有了血色。团长告诉我，支队长雷炎为了掩护战士撤离，已经牺牲在战场上。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家把他埋到了冰窟窿里。”

　　突围之后，四支队牺牲了四十多个战士，出来的战士迅速向山上转移。卢连峰苦笑着说：“要不是我那时忍着剧痛再次骑马突围，估计那次命就没了。”

　　此次受伤后，卢连峰就被送到了一个叫做老金沟的地方养伤。三个月后，他又返回了十一军军部，开始为二旅旅长高继贤当警卫员。1939年夏天，高继贤在十一军与海伦县警察署的战斗中牺牲。卢连峰又开始给抗联三路军六支队政委于天放当警卫员。

　　1941年冬天，卢连峰和另外13个战友随于天放去了苏联。后来在抗联教导旅三营五连担任排长。1945年8月，卢连峰随苏联红军返回了祖国。

　　实习记者樊亮广州专电

　　卢连峰1922年9月2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富锦县。1937年2月，加入东北抗联。1945年8月，担任苏联红军通河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曾被授予“骑兵战斗英雄”称号。后被编入四十七军一六零师到湘西剿匪。1950年，调任空军地勤航空站站长。1952年，调任中南空军工程大队参谋长。1960年，任中南空军后勤部修建部副部长。1978年离休，现居广州。（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