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后，才知道亲人惨死在“731”

　　本报记者 何秀丽

　　日文档案资料：

　　日本关东宪兵队东安宪兵分队在审讯报告中得出结论：“该人（即朱云岫）性情狡猾，胆大妄为，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且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

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别移送”。

　　宪兵队队长白滨重夫在该报告上还加了批语：“像这样的不法之徒，必须彻底清除，故同意分队长的意见，应坚决将其与同伙王振达一起特别移送，最为妥当”。

　　朱云桐、朱云岫兄弟二人祖籍为辽宁省开原县下肥地村枪杆峪屯，先后被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至第731部队用作活体试验材料，目前已有确切证据。关东宪兵队《昭和16年度捕捉谍者处理一览表》中，登记有朱云桐的名字。朱云桐在参加抗日队伍后，被派回家乡以伪满密山国境警察队警察身份打入敌人内部，暗中递送抗日情报。

　　《东安宪兵队1941年防谍服务成果表》中，朱云岫与王振达两个名字紧挨在一起，并在处置栏明确标识，“二人已被特别移送”。根据资料记载，1940年9月，朱云岫在密山黄泥河子煤矿被苏联谍报员万信发展为谍报员，此后开始对鸡西、衡山煤矿等日军情报进行秘密收集，多次对平阳镇日军的兵力、兵种、兵营数量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进行秘密侦察，后被捕。

　　档案发现后，我先后来到鸡西、密山等地寻访，几经周折，找到了朱云桐之女朱玉芬。朱玉芬写下下面的证词，并同意通过《哈尔滨日报》发表。

　　金成民（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所长）

　　被“特别移送”受害人朱云桐之女朱玉芬证词：

　　父亲长得什么样，我从来就没见过，因为1941年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两个月后我才出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父亲的怀念与日俱增，非常渴望了解父亲的一生。父亲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做了哪些事？是死是活？是何人所害？所有这些，对于我至关重要。从童年开始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

　　我家祖籍辽宁省开原县下肥地村枪杆峪屯，1916年父亲生于老家辽宁省开原县，后因老家闹灾荒，爷爷奶奶携家逃难到黑龙江省密山县哈达岗山河村。

　　一天，村里突然来了一支队伍。见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是个文化人。就说，小伙子，日本占了东北，都要亡国了，怎么还给日本人办事？跟我们走吧，打跑日本鬼子，我们才有好日子。父亲当时也是热血青年，就答应说，行。于是成亲第三天，就和那支队伍走了。

　　三年后的一个夏天，父亲穿着一身警服回家了。爷爷和乡亲们问父亲这几年在外都做什么。父亲说三年前那伙人是抗联队伍，他到了抗联不久，就受上级委派，在密山国境线为抗联办事，收集情报，购买各种物资，有时情报也送给前苏联人。父亲说，日本人太霸道了，拿中国人不当人，只要抱团儿和日本鬼子斗，他们长不了。这次探亲，父亲经常和二叔朱云岫在一起小声说话，给二叔讲了许多抗日道理，使二叔也产生了参加抗日的念头。

　　父亲在家住了十多天，就带着我母亲和姐姐一起去了密山，同行的还有二叔朱云岫。

　　又过了二年，有一天，父亲一个人身着便服回到山河村。据奶奶回忆，父亲这次回来精神有些紧张，把奶奶叫到房后，从怀里掏出两个小红本，里面贴有两个留着大胡子的人的照片。父亲告诉奶奶，这两个小红本就是我和老二的命，你一定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好，千万不能叫别人看见。第二天，天刚拂晓就走了。后来家里突然失火，两个小红本随着一场大火化为灰烬。这件事让奶奶悔恨终生。

　　父亲回到密山不久就被调到绥芬河，以警察身份继续掩护地下工作者。1941年秋天，上边来人告诉父亲出了叛徒，你的身份暴露了，马上回老家躲一躲。父亲连夜带着我母亲和姐姐回了老家。

　　第二天，父亲听说村里老付家住着一个日本特务叫曲德才，就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几天后，曲德才跑了，到日本宪兵队告密，说我父亲是抗联的。有一天早上，日本宪兵队到了我家，将父亲五花大绑带走了。从此，我们再也不知父亲的去向和死活。爷爷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后来听说被日本人扔到了狗圈，被狼狗活活咬死，爷爷回来后一气之下卧床不起，三天后便去世了。

　　二叔朱云岫在父亲参加抗联几年后，也参加了抗日队伍，不久成了前苏联远东谍报组织成员，在密山、鸡西一带收集情报，他多次到过苏联，并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严格训练。刚一回国就被日本特务盯上，在密山被捕。在押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正巧我三姑遇见了他，就问，二哥，你这是上哪儿呀？二叔用嘴拱拱后面，三姑见他倒背个手，肩披棉袄，后面还有日本人看着，二叔表情严肃地说，告诉家人别为我担心。三姑一下就明白了，还想说几句，日本人过来不让说了。

　　多少年来，二叔是死是活全家人一直不知道，直到“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来鸡东通知我们，我们才明白真相，原来二叔被残忍的日军做了活人试验而杀害。

　　我已经60多岁，在我有生之日，要为我惨死的父亲、我的二叔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