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羊圈胡同

　　人们可能不知道炮局胡同、不知道八道湾胡同和东四六条胡同，但只要读过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就不会忘记他笔下的小羊圈胡同。我们以此为名，走进北京的小胡同，去探究北平沦陷后，胡同里的抗日故事和百态人生。

　　口述者?押路国枢

　　年龄?押６７岁

　　身份?押北京市民

　　地点?押北京市

　　老舍先生就生在前面那小院里，小院已经不是当年那样了，不过那棵枣树还是解放前就有的。

　　从１９４３年开始写《四世同堂》，一直写到１９４６年，那会儿我还没多大，不过已经记事了，以后长大了回想一下，什么事也就都明白了。那时候苦，小日本没来的时候，家里还能吃上白面，最次也能吃上棒子面，小日本一来，就只能吃豆饼、吃混合面了。没听过什么叫混合面吧？就是粮仓里剩下的各种粮食根子，这么一掺和，里面沙子、石头、耗子屎什么没有啊？就这个您还得一大早去排队，排的晚了，一到中午，人家把门板一上：没了！这一天也就剩喝西北风了。能不恨小日本吗？他们一来，连棒子面儿粥都喝不上了。

　　《四世同堂》里有祁老人、有祁瑞宣、有白巡警、还有冠晓荷、蓝东阳，最绝的就属大赤包了，您看看，这里头好人坏人都全了，什么人没有啊？

　　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就拿白巡长来说吧，他给小日本当警察，该算是个汉奸了吧？可他还不是背地里向着中国人？白巡长也讨厌冠晓荷，但是没法子不买人家的账！连汉奸与汉奸之间都有差别。

　　我就生在这胡同里，打小在这儿长大的，看着《四世同堂》我再想想小日本在的时候胡同里的情形，还真一个样。小说里的人物虽说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您要一仔细，还都有那么个原型，也不由得您不去拿着本小说对号，怎么着？小日本在的时候，这“小羊圈”里有老百姓、有所谓“良民”，有地下党、也有给小日本当走狗的汉奸哪！

　　小羊圈胡同就是小羊圈胡同，老舍先生可把它给写活了。

　　胡同里的历史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２日，北京市新街口南大街上车水马龙，记者向路人打听“小羊圈胡同”的位置，一位两鬓斑白的大爷指出了方向：“早改了，北京西城护国寺小羊圈胡同，现在叫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了，找老舍老院吧？胡同里８号北边那屋……”

　　老舍巨著《四世同堂》的故事主要发生地，“小羊圈”胡同现已更名为“小杨家”和“大杨家”两个不起眼的小胡同，虽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桑，这里却依然保留着当年老舍笔下的影子。

　　８号院里，老舍出生的房子早已经不在了，但确实有一棵“上了年纪”的枣树。

　　老舍的小说是写实的，但他的写实与其他作家还不完全一样，就是他在小说中写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提到的地名却是真实的，景物的刻画也是真实的，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主张。不但胡同的格局与老舍描写的一样，而且就连小说中各个人物居住的院子，也有现“例”可查。

　　顺着狭窄的胡同口向里走，拐了两道弯之后，眼前才豁然开朗，颇像一个葫芦。胡同中的两块开阔地，大的一块就是老舍在《四世同堂》里所描写的“葫芦肚”，小的一块则是“葫芦胸”。这个“葫芦胸”正是小说《四世同堂》故事情节发展的核心地带。丈量罢小羊圈胡同，就能体会到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北平市井特色。

　　同样是作家的周作人故居———八道湾胡同却很少有人知道。“听过九道湾，没听过八道湾啊１“鲁迅的弟弟？那胡同大概在徐广平路上吧１

　　从东直内大街到西直内大街，费尽周折，才在一位老大爷的指点下找到了八道湾胡同１１号。１１号的住户们已经淡漠了６０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他们更多的记得的是鲁迅先生，而非周作人。

　　１９３９年，在这座诞生过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震撼力小说《阿Ｑ正传》的院落，周作人遇到刺杀，幸运未死。周作人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始终扮演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我们称赞他的文字，一方面我们又讲述着他的汉奸罪名。

　　周作人在叛国投敌前有“消沉落伍”的一段，并蓄意用“远离意识形态”为自己开脱。诚然，他并没有欠下什么血债，他曾掩护烈士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李大钊之女李炎华、李星华，并为了保护教育、保护学生而惹恼了日寇安藤少将，但他毕竟以他早先在文学、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投敌当了伪官，成了汉奸。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作人及其他一些汉奸悉数被捕，早先被关在北平另一个胡同———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里。

　　炮局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有意思的是，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在抗日战争期间，正是关押、杀害抗日志士的魔窟，抗日将领吉鸿昌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而汉奸们最终也逃不脱走进那里的命运。

　　北京东城区东四六条胡同的很多街坊们并不知道，胡同里的３３号及３５号的崇礼府第在抗战期间的主人，竟然是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

　　规模宏大、厅堂华丽，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崇礼府第都是东城区首屈一指的豪门大宅。崇礼府第在民国后曾几易其主，北平沦陷后落入清末曾任湖广总督、学部尚书、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儿子张燕卿之手。１９３２年３月９日日寇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张燕卿曾任溥仪的“实业部”部长。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为了在占领区推行奴化教育，日寇华北方面军特务部策划成立了汉奸组织“新民会”，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任顾问，汉奸王克敏任会长，张燕卿任副会长，在华北沦陷区各盛市、县都设立“分会”，通过报刊、广播等各种媒介宣传“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奴化思想。这时，任“新民会”副会长的张燕卿，把在北平沦陷后据有的崇礼府第中的一个院子送给冈村宁次居祝

　　北京的胡同里灌满了历史的音符。

　　民族气节

　　吴佩孚，北洋军阀首脑，曾犯下了许多罪恶，然而在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态度上，却让人有了惊异的敬重。

　　１９３２年３月９日，日军利用溥仪在长春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吴佩孚对此十分气愤。３月１０日他发出通电，怒陈日本罪行。４月，他呈《致国联调查团书》给李顿调查团，抨击日本割裂中国版图的行径，要求“国联”主持公道，恢复中华民国领土的完整。

　　北平沦陷后，北洋政客江朝宗出面组织“治安维持会”，想请吴佩孚“出山”。吴没有给他一点面子，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骂道：“你个老而不死的东西１吓得江抱头鼠窜而去。

　　后来，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吴佩孚却果断地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不出山，如果一定要让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当然包括东北在内，如何？”

　　日本人又让汪精卫出马说服吴佩孚，以实现所谓的“汪吴合作”。吴佩孚断然拒绝汪的请求。后来汪精卫又派陈中学去“劝驾”，吴佩孚把桌子一拍，骂道：“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个人一定下贱１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４日１５时４５分，吴佩孚被日本特务利用手术之机刺杀在手术台上。吴佩孚的死顷刻间传遍了北平城，“大帅没有屈服于日本人”，这感动了北平的老百姓，人们纷纷为吴佩孚送行。

　　作为一个军阀，吴佩孚和曹锟无疑都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但真正临到民族大义时的时候，他们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精神却支撑起了自己的脊梁，比起王克敏、梁鸿志之流，是非截然。时过境迁，当事人不在了，历史依然清晰。亲历了血与火的抗日战争的深重苦难，身受过汉奸荼毒的中国人，对在民族大义面前持守大是大非的人，充满了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