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为何能做到另类“诚信”(根生时评)

　　【南京日报报道】表面上看，陈兆丰之属是凭其另类“诚信”得以大肆敛财，但病根却在“一个人的县委”或说是“一个人的班子”。正因其不受制约和监督，独断专行，卖起官来才能“待价而沽，说到做到”。

　　神坛总是通向祭坛。当一个人在某个小环境膨胀到“一手遮天”，无人敢说“不”时，他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瞭望》新闻周刊指出了一种新现象：有些贪官很讲另类“诚信”。

　　报道说，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受贿一直坚持“三不收”：办不到或没法办到的事不收，领导托办的事不收，嘴巴不严的不收。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其领导、嘴巴也严、所托之事又能办成，送多少钱他都会照单全收，收了钱则必定把事办成。因着另类“诚信”，陈兆丰犯事后许多人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报道还提到了颖上县原县委书记张华琪，说他“言出必践，老少不欺”：收了谁的钱，一定会许以乌纱帽；钱多钱少，帽子的分量就不同。他每调整一次干部，就能受贿100多万元；全县31个乡镇的领导干部，100％向他行过贿。如此“诚信”不仅使索贿受贿行为更加隐蔽，也使当地买官卖官肆无忌惮。

　　值得深思的是，两个原县委书记为什么能做到另类“诚信”？

　　记得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事发前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公开宣扬：“县委是什么？县委就是县委书记；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我们历来都是党说了算，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可以说，卢氏县委已成了杜保乾“一个人的县委”。在这种地方，官场也最易成为“超市”。表面上看，陈兆丰之属是凭其另类“诚信”得以大肆敛财，但病根却在“一个人的县委”或说是“一个人的班子”。正因其不受制约和监督，独断专行，卖起官来才能“待价而沽，说到做到”。由此还带来一种现象：有些人在位时像个“清官”，获有种种荣誉称号，可一旦离开那个位子，各种丑事全都暴露出了。为什么“一走即垮”？就因他在位时，那里实际上已成了“一个人的班子”。等他离开时，人们才敢说话，那些问题也就藏不住了。

　　“一个人的县委”应谢幕了！“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这是1962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按照邓小平的思路，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熟悉的，并且天天看到，所以党委会是最重要的监督主体。但如今在不少地方或单位，“最重要的监督”似乎并没有起到作用。如何贯彻好民主集中制原则，用“最重要的监督”防止“一个人的县委”或“一个人的班子”出现，我们当认真思考并拿出对策。一个起码要求就是：每个干部尤其是班子成员都应抛弃市侩气，敢于讲正气；面对不良现象，要有硬骨头精神，而不是屈从官场潜规则。

　　坚持人民公认，是我们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原则。干部生活在群众中，德才如何，业绩如何，群众心里最清楚。不折不扣地落实好人民公认条例，使群众意见有足够权威性，是结束“一个人的县委”及“一个人的班子”之有效途径。

　　神坛总是通向祭坛。当一个人在某个小环境膨胀到“一手遮天”，无人敢说“不”时，他也就离完蛋不远了。从杜保乾到张华琪到陈兆丰，莫不如此。还在以“一个人”而沾沾自喜者，应赶快自纠了。

　　(编辑　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