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富济贫？--关于临湘原副市长余斌的多重描述

　　“我不廉洁，但也不腐败。”因受贿获罪的余斌评价自己“不拘小节，不失大节”。据此，他坚持在法庭上为自己作无罪辩护。

　　余斌，湖南省临湘市原副市长，曾任临湘市纪委副书记、市教育局局长。2005年7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定：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依法追缴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非法所得。

　　近些天来，这位“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副市长，成了大小媒体上的新闻人物，他的行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自己不挥霍就不是贪官”

　　余斌认为自己不是贪官的重要理由是：他自己没有挥霍“贿款”，而是把钱以他当时任职的教育局和市政府等的名义，用于公务开支和公益事业，总额达10余万元。他举起一摞厚厚的票据复印件说，这些都是证据。

　　这些证据包括：给源潭镇5000元防汛费，给教育局召开关心下一代工作座谈会1200元开支，给文白乡1万元用于发工资，给贺畈乡西冲村5000元修水利，给横铺乡10万元周转(并承诺其中5万元作为支持该乡)，借给政府5万元周转(已归还)，以工业局名义捐给白羊联校2000元，给横铺乡横铺村1万元度年关，捐给深圳的临湘同乡会1000元，通过秘书科给3名下岗职工600元，给司机两万元用于支付两人出差住宿、修车、油费，支持文白乡两万元用于解决财政上缴贺集资修路，给工业局两万元用于修球场，给教育局3000元购买茶叶。每一笔支出都有对方收条或者签字认可。

　　余斌承认，他刻意让那些拿到钱的人给他写下收据，或者拿来发票。有人说余斌狡猾，他显然为自己“留了一手”。不过，法院只认定其中用于扶贫、防汛救灾等4笔资金，共计4.5万元。

　　让湖南省法院、检察院系统知情人士有些意外的是，余斌在被调查之初，就主动交代了所有问题。

　　“如果组织和司法机关对我调查时，我以零口供对付他们的审查，相信他们也很难查出什么。”余斌说，干纪检工作多年，对于各种反侦查手段烂熟于心。

　　他没想到，这种“为了证明自己清白的坦白”，会引来牢狱之灾。在他看来，只要不把这些钱用于自己的享受和挥霍，只要自己如实汇报，顶多也就是受党纪政纪处分。“我在纪委任职时，遇到干部把受贿的钱用于扶贫的行为，我只是批评，但不处理。心里甚至还会认为这是个好同志。”

　　岳阳市纪委案件检察室主任龚望华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收受钱财都算违法犯罪，从法律角度来说，受贿过程已经完成。湖南省政法系统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干部说，没想到余斌干了这么多年纪委书记，竟然不知道法律的底线，简直不可思议。

　　对余斌坚持要作无罪辩护的主张，连他的辩护律师周来保也不同意。周来保曾担任临湘市政法委副书记，和余斌认识多年。他主张作罪轻辩护，“如果余斌当时把别人送他的礼金交给组织，或者交给第三人作证明，都不会有今天的被动局面。”这一看法代表了很多人的意见，包括余斌的家人。

　　自称“借富济贫”

　　余斌认为，如果把钱上缴组织、廉政账户或者自己所在的单位，自己就很难支配这些钱。而作为一个“想做点儿事”的官员，他太需要这笔钱了。

　　法庭出示的证据里，有一份临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我市因财政困难，市政府办对每位副市长每年公务开支限额为1万元，超支部分由其自行想办法筹措资金解决。

　　“自己怎么解决？要么找上级要钱，要么找分管的下属单位‘埋单’。我不想这么做。”余斌认为，自己没有主动索贿，而前来送礼的人又很有钱，拿这些钱“借富济贫”，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余斌把这些钱放在家和办公室，有时留一些在皮包里，以备不时之需。一次，两个村民小组为修水渠经费的事闹矛盾，到市里找市长。恰巧遇到余斌，他当时就从自己的包里拿出5000元，解决了问题。

　　余斌感慨，“作为副市长，我深知我们这里财政的财力有限，有时候是拿不出钱办事；有的事能申请到财政的钱，可要是按那套程序走下来，不知道要等多少时间。因为财力紧张，大量的矛盾聚集在经济利益上。而要解决问题，必须动用经济手段。”

　　正因为如此，余斌面对别人送礼金时，“尽管有所考虑，但没有挣扎。”

　　“我对钱的态度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必刻意追求。”余斌摊开手掌，做了个“放”的动作。他的母亲和弟弟余奇生意做得不错，他妻子在银行系统工作，家庭经济条件优越。

　　在余斌中学老师的眼中，他就是一个“官僚家庭的公子哥儿”。他爱喝酒，爱打牌，在牌桌上常常输钱也毫不在乎。余斌自己也说，喜欢吃喝玩乐，尤其喜欢唱歌、跳舞。

　　余斌认为自己获罪的背景是：敢作敢为，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

　　他的旧同事举了几个例子。1992年，余斌在乡镇任职时，遇到换届选举，通行的原则是等额选举。余斌偏要按法律精神搞差额选举。结果把原来的乡长选了下去。

　　余斌到教育局后，要把财政给教师的工资直接发到教师个人账户，杜绝教育局挪用，尽管遭到反对，他还是坚持做了。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余斌精简机构，重用年轻人，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余斌说，这其中有些人是市里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

　　任职纪委书记期间，临湘市一位副局级干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二胎。余斌组织亲子鉴定，查实案情，并对该干部进行了“双开”(指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编者注)处分。在他任内，处分了多位干部。

　　“别人说我是‘铁腕’，我不是盲目，而是认准后就干到底。”余斌觉得自己的个性更适合当“一把手”，也更容易实现“为民做事”的理想。

　　余斌家正在建的新房，很容易引发人们对他是“贪官”的猜想。新房在临湘市新建的绿化广场一侧，余斌自称要建成4层，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他强调，这块宅基地原本就是他家的，并且是四兄弟和父母一起集资建造。原来的旧房总面积约700平方米，因拆迁获得了约30万元的补偿金。

　　余奇说，余斌特别有商业头脑，他认为新房临近绿化广场，有商业价值，坚持把一部分临街的房子建成商铺，以期将来收取租金。

　　余斌23岁就在人民公社当党委委员，中纪委办纪检干部学习班时，岳阳市只有一个名额，余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眼下，因为这桩案子，他的政治前途断送了。

　　法律作出明确回答

　　余斌声明，他不顾家人劝阻，接受记者采访，只是为了让大家讨论这个判例。“如果把受贿的钱用于公务，这种钱的去向，该不该影响对受贿罪的认定？”

　　对此，法院判决给予了明确回答。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为，余斌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已构成受贿罪。但也有专家推测，按正常的量刑标准，9.5万元的受贿额应该判5年以上10年以下，现在的判3年缓刑5年，显然是适用了情节显著轻微条款。

　　对法院的轻判，连检察院也不认同。一审结束后，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余斌收受王建军现金3万元和李建利现金5万元应认定为受贿；即使按照一审认定的受贿9.5万元，且有自首情节对其判处缓刑，也属量刑畸轻。

　　岳阳中院在二审判决时，对此专门予以说明：余斌受贿罪成立，至于其对受贿款如何处置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不能冲减受贿金额，但考虑余斌收受的钱物中确有部分用于公务开支和扶贫捐献，其主观恶性相比收受贿赂后用于个人挥霍要小，对此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为此，二审认为，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驳回抗诉和余斌的上诉，维持原判。

　　但余斌至今仍然不服。这几天，余斌每天上网，查看网友对自己案件的各种评论。他看到，一些法学专家参与了讨论，其中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不过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对贿金的这种使用，可以影响量刑，但不影响判罪。

　　一位知情者以为，余斌其实是觉得自己委屈，好些官员也有问题，却没被处罚。

　　案子结束后，好几家外地企业向余斌发出邀请，有的开出了年薪12万元的价格。余斌却觉得，自己单独做生意会赚得更多。8月6日，他接受采访后匆匆离开，因为“要和银行谈贷款”。

　　临湘市的在职官员几乎都拒绝谈论余斌。部分与他共事过的工作人员，评价他工作能力强，也认为他身上存在不少矛盾。有人说，他曾为一位过世校长的子女解决就业问题，拒收对方送来的1000元钱，却收下了一双鞋。(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蒋韡薇洪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