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难童生涯(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11日08:07 汉网

　　特约撰文／张厚安后期整理／实习生淡婷婷摄影／实习生程璜鑫记者陈卓

年近八旬的张厚安教授精神矍铄

　　1942年，张厚安在重庆北泉慈幼院小学的毕业照，其中第二排右数第四人为张厚安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张厚安已年近八旬，作为农村问题专家和湖北省政策研究会顾问，张在多个学术领域颇有建树。

　　虽然刚刚做完手术，但接到本报约稿请求后，张教授仍欣然提笔，将65年前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近6000字的长文，因为篇幅所限，本文略有删减。

　　祖父被杀，我沦为难童

　　1938年，随着大片国土的沦丧，大批逃难儿童离乡背井聚集在鄂西。为抢救战区儿童，红十字会沙市分会成立了沙市慈幼院，实际上是一个难童收容所和转运站。武汉失守后，我的祖父被日军枪杀，我来到沙市，作为难童被沙市慈幼院收容。

　　今天，在荆州市档案馆的材料中，仍能查到从1939年春到当年12月28日收容的大批难童名单，他们有的来自华北、华东各地沦陷区，但以湖北和华中新沦陷区的儿童居多。

　　在沙市住了不到一个月，由一位冉老师带队，将我们一批共20个孩子送往后方。冉老师很年轻，在轮船的甲板上，他指挥我们唱抗战歌曲，“奋斗抵抗，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这些歌词至今难忘。

　　为躲避敌机轰炸，轮船在宜都停了一个星期后继续西行，最后到达四川万县慈幼院。记得到万县的当天，风雨交加，我们淋得透湿。万县慈幼院在一个叫王家岩的山寨上，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不知走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坎，才来到那个山寨。

　　在那里时间不长，我们又被送到重庆。

　　卖水换钱买剩饭

　　在重庆，我们被送到神仙洞的一个难民收容所。

　　时值5月，天气已很热，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我们躲在一片树林里，飞机投弹后的一片火海，敌机机枪扫射和我方的防空高射炮弹发出的满天闪光和响声令人生畏，好像那些子弹就要落到自己身上了，于是我们都把头抱得紧紧的。

　　收容所每天开两餐干饭，每餐只有两筲箕饭，人太多，根本吃不饱。无奈，只好到厨房借一个小桶和一条扁担，去江边抬水到街头叫卖，每天卖水可得铜板数枚。

　　傍晚，会有人将从餐馆拾得的残菜剩饭煮热，挑到神仙洞叫卖。我们就用卖水得来的铜板换碗汤饭吃。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已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

　　1992年冬，我在重庆朋友的陪同下专门去寻找神仙洞。地方是找到了，那里的街道、环境变化不大，过去的印象还依稀可见，但是神仙洞所在的那个院子、那幢房子、那个洞已无踪影。

　　在神仙洞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又被转送到北泉慈幼院。从1939年到1942年，我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时间。

　　缙云山上苦中作乐

　　北泉慈幼院在缙云山上的一座古庙绍隆寺里，当时四百多名难童，湖北的几乎占了一大半，一家兄弟姐妹几个同时来的也不少。今天还活着并有联系的尚有二百多人，我2001年到台湾进行学术访问时，就见到了16位战时的慈幼院伙伴。

　　北泉慈幼院是一个难童收容所，也是一所小学，所有难童被分到不同班级学习。我们不仅要自己洗衣、洗被，自己种菜、种瓜，还要抬煤、抬米。我们还编了个顺口溜：“上山抬黑的（煤）、下山抬白的（米）、上山打豹儿、下山打疤儿（指寺庙的主持）”。

　　敌机轰炸，物资匮乏。慈幼院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乐趣，如踢毽子、打弹子、游泳、爬山……几乎个个都是能手。同伴们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也很少哭鼻子。相反，我们充满自信，自认为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正如院歌歌词所说的：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都是好姐妹，这儿就是我们的家，北泉慈幼院。亲、爱、精、诚，团结互助，我们相聚在一起，师生成一体。

　　慈幼院的3年，给我留下了太多无法磨灭的记忆。我不能忘记去乳花洞寻找乳花石的经历；不能忘记女同学为我们每个男同学做的布鞋；不能忘记《苦儿努力记》那本小说中的苦儿路美和他的奋斗精神对自己的影响；不能忘记半夜里起来打更、紧急集合、躲飞机轰炸的场面；不能忘记两个人抬着八十多斤重的煤炭赤脚走在小路、石阶上，踩着骡粪、马粪与雨水混成的、令人恶心的浆糊糊的情景；不能忘记缙云山的竹林和缙云寺的钟声；不能忘记绍隆寺山门外的两棵白果树和山门内的四棵桂花树；更不能忘记我们最敬爱的周之廉院长。

　　1998年5月我重游绍隆寺时，昔日的庙宇、殿堂都已拆毁，新规划建设的道观正在施工。所幸的是那块见证了我们苦难童年的磨弹子的石头仍在原地，没有遭到毁坏。

　　龙溪河畔的初中生活

　　在北泉慈幼院小学毕业后，我考取了由湖北迁来的国立十二中。该校由高中部、初中部、女子部组成，各部校区相隔数里之遥。中学的同学，家庭环境大不一样，经济条件相差悬殊，贫富不均带来的差别处处都能感受到。这让我更加想念慈幼院、想念敬爱的院长以及老师、同学。

　　中学不要学费，吃饭也是公费。课本是向学校借、或与同学共用，有时还要抄。没有钢笔，写英文也用毛笔，有时还用竹子削尖了代替钢笔。

　　当时的教育部规定给我们每人每个月米的定量是24.5市斤，米是最差的，谷子、砂子、稗子、老鼠屎……都搀杂其中，所以我们把吃的饭称之为“八宝饭”。一般一个月才能吃一次肉。课后，同学们常去偷老乡种的苕、苞谷、萝卜等充饥。

　　正因为都吃不饱，所以饭的公平分配就很重要了。吃饭前，炊事员首先将饭用秤均分到每个小木饭桶里，八个人拿一桶回来后，再用瓢均分到每个人碗里。每人轮流掌瓢分一天。在用瓢分饭时，八双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有时觉得掌瓢的人把自己的分少了一点，心里就很不舒服，到了该自己分饭时就报复他一下。

　　国立十二中位于重庆市长寿县境的一个村子里。离学校不远就是著名的龙溪河狮子滩水库和水电站，这也是我们游泳的地方。由于十二中的到来，这里改名叫东新村。

　　1996年，我专程去长寿重游了十二中旧地。原初中部已成为一个村民小组居住生活的地方；原高中部已成为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的校址；原女生部已成为一座变电站。

　　从重庆“游回武汉”

　　1945年8月15日傍晚，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学们欣喜若狂，眼含热泪，举着火把连夜游行到长寿县城。

　　八年离乱，人人都急切地盼望回家。但我们这些难童没有钱，回不了家。

　　1946年夏天，学校一些师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危险搭乘小木船返乡。这种木船，舱里挤满了可坐三十多人，船头甲板上有6名船工划船。我们就坐上它从长寿出发了。目的地是武汉。

　　川江滩多、浪急，小木船每天都是险象环生。特别是经过三峡时，如果遇到横冲直撞的美军登陆艇，更有如大难临头。

　　每天早晨开船时，一般有多艘木船同行，可傍晚到达下一个码头时，就会发现有几艘不见了，因为它们已经葬身江底。

　　木船每到一个码头，我们就在长江里游泳、洗澡，并花一毛钱在江边那些临时搭盖的“鸡鸣早看天”的草棚旅店里睡一晚。第二天再登船踏上新的旅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船，我们终于到了日夜思念的武汉。当有人问：“你是怎么回来的？”我则苦涩地回答说：“是从长江游回武汉的！”

　　国立十二中此时已改名为湖北省武昌第一中学。因为没有校舍，开始把我们安置在武昌十字街一个废弃了的当铺里。我们睡在四层高的当架上，如果身体伸直了，小腿就要掉在当架外。

　　一学期后，当时的省政府又把我们安置到武昌徐家棚宝积庵，日军遗留的一片废弃马棚里。马棚的棚顶是铁皮盖的，晚上睡觉，人多、热气上升，遇冷结成的水珠常常滴到上铺同学的嘴里。

　　1948年秋，我高中毕业。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此后，武昌一中几经调整，最后与其他学校合并为今天的武汉市第十四中学，位于武昌昙华林。

　　［编后］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特别报道”之“武汉抗战”部分，到今天结束了。其间，共发“武汉抗战人物”稿19篇，“武汉抗战记忆”稿3篇。

　　经过漫长时间的淘洗，加上“遗忘症”在作祟，历史的众多枝枝节节或者挂满浮尘，或者就那么轻飘飘地遗失了。正因如此，每次采编稿件，更让人心潮难平，凶残的侵略者、无耻的汉奸、铮铮铁骨的烈士……仿佛都站到了眼前。

　　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血有肉的教训更应牢记。与遗忘做抗争，为前途做明鉴，我们稚嫩的笔显然还不具备这样的力量。不过，读者若能为我们的稿件花费几分钟时间，做一点点思考，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