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谁最容易借到钱

　　日前，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毕玉玺之妻王学英，被送上被告席上。检察机关指控王学英收受通州宋庄建筑公司董事长张桂军贿赂23.1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91.28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学英说自己当时只当是“朋友间好借好还”，“我知道是受贿就不要了”。（7月23日《新京报》）

　　王学英一案颇为引人注目，因为她是著名的京城巨贪毕玉玺之妻。毕玉玺的妻子并非

第一个随贪官丈夫落马而被查出的“贪内助”，此前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之妻韩桂荣就因受贿被判十年刑，曾担任烟台市副市长的矫智仁受审时就感叹地说：“我戴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我妻子的一半。”所以，王学英一案再次引起我们对于“贪内助”危害的深思。但是，更引起笔者关注的是王学英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她一再声称自己收受的23.13万美元的存折只是“借用”，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王学英的说法与行贿人以及自己丈夫的说法大相径庭，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当然最终只能由法律判定。让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王学英“借钱”就那么容易？其实，不单是京城巨贪毕玉玺之妻王学英，许多官和他们的“贤内助”都是“借钱”的高手。

　　如原常德市政协主席彭晋镛在担任纪委书记期间，先后向他人“借”了几十万元钱。不过，被借者钱“借”出去后，就如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直到彭晋镛案发，还有几十万元的债务没有归还。他的妻子在法庭上，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也大叫冤屈。她认为自己10次经手收受并保管的63万余元并不全是赃款，而是“绝大部分向别人借的”，尽管借钱时她家的存款已经超过400万元，还要一次次几万几十万地向别人“借”。类似这种“借钱”的做法，我们在很多贪官身上都能够看到。

　　因为当代社会出现了道德塌方，诚信基石动摇，所以，“借钱”成为生活中最难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权有势的官员及其家人却“借钱”容易，不是很值得玩味吗？

　　可以说，贪官的“借”其实就是一种绿林强盗式的强夺，不过是“借”字好听而已，当然，贪官的“借”毕竟与绿林强盗不同。后者劫掠一光，而后逃之夭夭；前者虽然是“有借无还”，但是出借人绝对不会吃亏，他们往往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且得到的比“借”出的要多得多。因为，贪官手中有公权力，什么事情不好办呢？所以，贪官“借钱”，一些被“借”者巴不得，有的还想方设法送上门来。王学英所收受的23.13万美元，不就是一位大老板主动送上门的吗？

　　在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里，借钱只能依靠信用。即使是政府借钱，凭借的也只能是政府的公信力，而不是政府的强权。所以，现在社会上存在的官员借钱容易的现象，不但从侧面说明了腐败现象的严重，更表明官员手中的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恐怕只有当官员和公民一样，只能依靠个人的信用借钱时，我们才能说，我们的社会离真正的现代文明不远了。　谭雄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