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货款说法各异，一被告偷录证据被否决照赢官司

　　通讯员栖民二金陵晚报记者毛蕾【金陵晚报报道】关键证人的当庭陈述与其本人的一段被偷录的谈话内容截然相反！究竟哪种陈述更真实可信？在一个来源不合法、但有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的证据面前，法官会作出怎样的判断？在下面这个故事中，我们将看到一个普通民事法官的“心证”历程。

　　货款纠纷

　　3个月前，南京栖霞区法院受理了一起货款纠纷案。“货发出去2年多了，钱却没有付”，南京某实业公司拿着一张收货凭据，要求一家建筑安装公司和事业公司支付8500元货款。奇怪的是，两个被告公司全都异口同声地说，这笔货款早已付清！事业公司还拿出一张实业公司开具的面额刚好是8500元的普通商业发票说：“不付钱他们怎么会开发票给我们？”谁的说法更可信？该院民二庭承办此案的沈小军法官心里有些拿捏不定。

　　偷录的证据

　　不久，建安公司提供了一份特殊证据——一段偷录的谈话。录音中，实业公司职工王宁（化名）十分肯定地承认建安公司已经向自己的单位付清了这笔8500元的货款，还表示自己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同时还为建安公司这次应诉积极地出谋划策。建安公司说，之所以出示这样一份证据，是因为第二被告事业公司可以证明，就是这个王宁亲自从自己那里取走了这笔货款。但实业公司也请来王宁本人当庭作证。庭上，王宁当着法官的面断然否认自己曾说过建安公司已付货款，还表示本案中双方诉争的购销合同并非由他所签，究竟是谁签的，他也说不清楚。

　　法官“心证”

　　真相只有一个。面对同一个人就同一件事，在两份证据中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说词，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呢？在法官看似平静的外表下，一场细致周密的论证过程正在心里慢慢展开：根据王宁在录音中的表现，可以判断他正在和一个自己比较信任的熟人谈话，完全不知道谈话内容已被录音。根据常理分析，他在这种毫不设防的情况下所说的话应该是比较真实的。而在法庭上，王宁作为本单位的证人，在有单位同事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有利于单位的证言，真实性值得怀疑。法官据此初步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录音的可信程度显然要高于证人的当庭证言。但他很快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这份对话录音是建安公司在王宁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录所得，虽然内容可信，来源却明显不合法。如果法庭简单地采信它，等于是对偷录、偷拍等侵犯他人隐私行为的纵容。从维护大的社会秩序出发，法官决定舍弃这份证据，再从其他方面论证真相。“尽管没有采信这份录音证据，但我心里有底了，敢于展开一系列大胆的推理。”法官说，这份证据让他看到了以前没有注意或者没有想到的问题。

　　大胆论证

　　法官首先注意到实业公司开具给建安公司的发票上什么注明也没有。“没付钱先开票，为什么不在发票上写明‘款未结清’？”法官认为这不合常理，更不符合通常的商业做法。其次，实业公司还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和建安公司一共发生过4笔业务，并明确地认为后3笔货款都付清了，只有第一笔的8500元没有付。“两家公司的业务是滚动进行的，实业公司在收到货款后，为什么会直接地认为这钱是付后面的货款，而不是前面的？”法官认为这也说不通，因为钱都一样，除非已经知道前款已付，否则从付款顺序上也说不通。第三个问题非常关键，法官发现被作为第二被告的事业公司，显然不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被原告列为被告，它的身份应该是一个对建安公司非常有利的证人，而单位证明看到王宁从建安公司拿走了货款。综合以上各种分析，法官得出了第二个结论：建安公司关于8500元已付的陈述，可信度比实业公司的相反陈述大。据此，法官最终认定，建安公司已经结清了8500元货款，作出“驳回实业公司诉讼请求”的一审判决，并在判决书中对建安公司偷录他人谈话的“不完全符合法律”行为进行了劝诫。据悉，目前实业公司已提出上诉。(编辑小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