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口供当破案灵丹妙药

　　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设计，使非法取得的言辞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就会失去滋生土壤，进而减少冤案发生。

　　前天南京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刑事诉讼法》修订规划已获全国人大通过，修订日程将于今年或明年启动。

　　报道称：这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核心问题之一，是通过律师在场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设计，严防刑讯逼供，要使办案人员更加注重口供之外的证据，尤其是实物证据、科技证据，不能把口供当作破案的灵丹妙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刑法，就将刑讯逼供纳入犯罪范畴。然而，从一个个冤假错案中，我们总能见到刑讯逼供在起作用。其因之一，就在于口供成了破案的灵丹妙药。诚如南京日报昨天《口供并非“证据之王”》一文所言：国内刑事案件方面存在着重口供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口供是“证据之王”，这是产生刑讯逼供等恶行并导致冤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口供成破案的灵丹妙药，和刑事证据制度立法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虽明确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判处都要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但并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也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只要被告承认了，即使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依然可以定罪。有些司法人员为尽快结案，就给嫌疑人“上手段”（刑讯逼供）。通过非法证据排除等制度设计，使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就会失去滋生土壤，进而减少冤案发生。

　　在媒体上看到了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周侃法官的先进事迹：“铁证办案”，从鬼门关救回“杀人犯”。庄某妻子失踪，其岳父报了案，庄某成了杀人嫌犯。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指控庄某，并向法庭提供了庄某27次承认杀人的供诉。周侃多次到所谓案发现场做侦察试验，认定其杀人证据都站不住脚，且找不到关键证据——尸体，仅凭其供诉，不能认定庄某杀人。此案几经周折，最终以公诉机关撤诉结案。不难看出，不把口供当成破案的灵丹妙药，真正重实物证据和科技证据，对于提高办案质量是多么重要。

　　我国前几年就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公约》参与国应履行的一项法律原则。这意味着，非经本人自愿，司法人员不得以任何手段强迫任何人“招供”。也就是说，“沉默”已成为一种权利。这也是为了避免过分依赖口供并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对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进行设定和保护，更是对公权力的必要限制和约束，以防公权力对私权力肆意侵害。但因缺乏配套法规，沉默权基本上还停留在纸面上。这次刑事诉讼法修订，把重实物证据和科技证据作为指导思想，使口供不再成为破案的灵丹妙药，无疑有助于沉默权由纸上走入生活中。

　　有人担心，不依赖言词证据不利于打击犯罪。其实，这只是限制非法取证，并没阻断司法人员依法获取当事人陈述的途径。如果把实物等证据固定下来，完全能促使嫌疑人如实交代。在那些“有权保持沉默”的国家，认罪率高达90％。足见，不依赖言词证据并不会影响打击犯罪。不过，这对司法人员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业务要更精通，知识要更丰富，办事要更踏实，执法为民理念要更牢固。　【原载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