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维权取证仍很难

　　“禁止性骚扰”终于被写进了法律，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此次立法还存在多重局限，比如性骚扰如何界定，比如取证难问题等。

　　针对这些问题，记者昨日采访了辽宁省妇联权益部部长关淑兰。

　　男性也怕“性骚扰”

　　记者：为什么“性骚扰”首次入法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而不是其他法律？

　　关淑兰：由于特定的生理和心理原因，给人以较“弱势”印象的女性在遭遇“性骚扰”时更易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反思。

　　记者：这样的认定是否过于单向化？

　　关淑兰：随着社会性观念的微妙变化，“性骚扰”行为不仅呈数量扩大之势，且在性别指向上也有了明显变化，越来越多的男性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性骚扰”，法律是维护所有公民的正当人身权益的，当然没有理由“顾此失彼”。

　　记者：是否有必要将男性列入“性骚扰”的维权范围？

　　关淑兰：当然有必要，但一部法的完善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过不了多久，男性也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男性同样需要“禁止性骚扰”。

　　记者：目前我省的“性骚扰”状况怎样？

　　关淑兰：从来信来访情况看，性骚扰在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城市中的女性受骚扰更多，主要在工作场合、公共场所。

　　“举证倒置”还不能实行

　　记者：您认为“性骚扰”的相关法律应该有哪些需要完善？

　　关淑兰：妇女权益保障法只能在宏观上对“性骚扰”进行规定，关于“性骚扰”的具体内容没有作出规定。

　　记者：那么究竟什么是“性骚扰”？

　　关淑兰：“性骚扰”是性歧视的一种形式，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一般认为有口头、行动、人为设立环境3种方式。

　　记者：“性骚扰”多以精神损害为主，往往没有实际的损害结果，诉讼应该很困难。

　　关淑兰：因为“性骚扰”往往是在当事人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很难留下旁证。所以，在证据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性骚扰”案的原告就总是有可能面临因举证不足而败诉的结果，尤其是语言性骚扰，基本很难胜诉。

　　记者：有专家就此提出了举证倒置。

　　关淑兰：目前还不能实行。举证倒置很可能导致权利的滥用，如果改为男上司证明自己没有性骚扰就太难了，不能提供证据就得败诉，“性骚扰”就可以轻易地被制造出来。

　　还需一张反性骚扰的“法网”

　　记者：法律规定“对妇女进行性骚扰，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此规定强调的是对性骚扰者的处罚，而没有提及受害者应获何种赔偿，是否有缺陷？

　　关淑兰：应该从民法层面确立公民的性权利和保障机制、从刑法层面确定严重性骚扰的犯罪性、从行政法层面确立对轻微性骚扰的处罚机制、从程序法层面确立有关性骚扰案件的特别举证规则和诉讼程序，通过一系列的立法行为，才能使打击性骚扰成为法律程序上的可能。

　　记者：我省在这方面有什么打算？

　　关淑兰：《辽宁省实施妇女权益保护办法》中的相关条款也会加紧更改，加入有关“性骚扰”的规定，同时也呼吁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情况制定相关细则。本报记者　陈婵婵　实习记者　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