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的“沙家浜”(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30日08:33 华商网-华商晨报

汪浩　贾民　摄

　　图为《沙家浜》剧照，《沙家浜》里的情节和当时的真实场景非常相似

　　资料图片

　　亲历者说

　　88岁的老红军汪浩（正军职）的每一枚奖章和勋章，都有传奇般的故事。他拥有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三大勋章，是沈阳为数不多的老红军。

　　汪浩出生在革命老区湖北黄安（今红安）。他13岁参军，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前后历经22年，经历的战斗达数百次。

　　作为我军的医务工作者，在老人的抗战记忆中，还有一段真实的“沙家浜”情结，他说，在战时老百姓的家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伤病员的“医院”，是无数的“沙奶奶”、“阿庆嫂”创造了一个个稳定的“疗养地”。

　　想扛枪却被调到医院

　　“一送（里个）红军，（该支个）下了山……”当汪浩再次唱起这首《十送红军》时，依然感慨万千。1930年，才13岁的汪浩就被爸爸送去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当起了“红小鬼”，徐向前就是他们的总指挥。

　　“我们那个地方是革命老区哟，”尽管已经在沈阳生活多年，汪浩还是习惯用湖北乡音跟记者交谈，“红军好！共产党好！领导我们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反封建！我12岁时就是儿童团长哩，就领着伙伴们一起站岗放哨……”

　　13岁那年，汪浩的爸爸就把他送到了部队，让他跟着红军好好干。“当时我要扛枪，连长说我还太矮。我说我要去吹号，他说我力气不够。最后让我当了通讯员，后来又把我调到医院去工作，没想到这竟成了我这一生的事业。”汪浩回忆着。

　　曾为丢了一两盐而哭

　　黄安是一个光荣的名字，它为新中国的建立牺牲了14万英雄儿女，孕育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三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军，造就了董必武、李先念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和223位将军，这里也因此由“黄安”改为了“红安”。

　　1934年11月，汪浩随徐海东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但行至一半，又被派回到鄂、湘、皖三省交界处参加游击队。一直到3年后，他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这段经历才告结束。也就是在此期间，汪浩开始担任游击队后方医院的院长。

　　“在红军的队伍里，我一共哭过两次，一次是发了高烧，很想家；另一次是‘白狗子’来扫荡，撤退时我把一两盐给弄丢了，现在听起来不算什么，那时候可是整整一个月的配给啊，人三天不吃盐是走不动路的！”汪浩回忆着。

　　全面抗战爆发后，刚刚被改编进新四军的汪浩，开始投入到抗日战争。

　　“欢迎仪式”干掉敌人近一个中队

　　“1939年，战机终于来了，我们决定在曹县给敌人举行个‘欢迎仪式’！”汪浩风趣地说。

　　那一年，汪浩所在部队通过地下党送来的情报获知，敌人的一个中队将走水路进入安徽曹县，我军的一个营准备开赴江家河口处，将来敌歼灭。这也是汪浩所在部队被改编后，对日的首次作战。

　　虽然汪浩当时是医院院长，可是在战时根本就没什么前方、后方之分，他通常是与首长们在指挥部里一起参加指挥战斗，他的工作就是指挥医生们抢救伤员。

　　在江家河口，敌人的船只向岸边驶来，当敌人就要上岸时，我军发起冲锋，这一下子，敌人的船只就被打翻了。敌人一方面忙着泅水，一方面还击，我军趁机歼敌大部。

　　战斗很快结束，此时该是我军的医护人员上阵的时候了，他们迅速开始为敌我两方面伤病人员进行包扎。“那时候条件真艰苦啊，连用酒精消毒的能力都没有。当时没有纱布，我们就把破衬衣剪开，洗干净了给伤员包上。碘酒什么的还能找到，但要是想找到润滑剂，就只能拿豆油替代了。”汪浩回忆说。

　　《沙家浜》拍得很真实

　　我军的一些重伤病员，大多被送到老乡家疗养，那里成了现实中的“沙家浜”。

　　“《沙家浜》拍得很真实，当时我们打仗就是那个样子，”汪浩回忆道，“从红军时代开始，我们就把很多伤病员送到老乡家里去治疗，重一些的还要送到大户人家去，那里医疗条件、伙食能好一些。”。

　　广大穷苦老百姓自始至终都对新四军有着深情厚意。“哪个伤病员说要到哪个老百姓家去休养，老百姓都可高兴了，就像《沙家浜》里演的一样，都把子弟兵当成儿子一样看待，一顿三餐都做最好吃的。当时老百姓自己都不舍得吃口鸡蛋，可是为了战士，他们却舍得杀鸡！”汪浩越讲越兴奋。

　　在很多“青纱帐”里，一些伤病痊愈的战士开始在那里进行简单的操练，他们出操时并不敢喊出声来，以免引起敌人的注意。

　　老乡们最担心的就是敌人来搜查，每当这时，他们总是把战士藏起来，抑或是帮他们化装，对汉奸说，这是家里新从外地来的大侄子、大兄弟。就这样，虽然每场战斗都会有一定的伤病减员，但是绝大多数战士最终都能平安归队。

　　安徽的“三角斗争”

　　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战形势也越来越复杂。1941年，安徽出现了“三角斗争”局面。所谓的“三角斗争”是日伪军、国民党军与新四军之间发生的，当时正值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因此本应同仇敌忾的两支军队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原因却出现了“磨擦”与“反磨擦”。当时我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斗争中求团结，最终将蒋介石又拉回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有一次，在安徽的棋盘山，汪浩所在的部队事先设下了埋伏圈，而后战斗打响，那是被汪浩称为最光荣也是伤亡惨烈的一战。“当时鬼子的两个大队进入包围圈后，我军很快完成合围，鬼子就拼命地想要突围，双方的伤亡都很大。”汪浩回忆说。

　　当时汪浩就在指挥部里，眼瞅着日军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正在指挥战斗的一位副团长，而后他倒在地上，不久就牺牲了。另一位副团长则挂了彩，还是汪浩帮他进行了包扎。

　　战斗一直打得很惨烈，前后持续了两天两夜，最终我军的一个团全歼了敌人2个大队（约1400人左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们打胜仗，首先是共产党领导的好；其次是人民拥护，主动参军参战；其三是广大指战员的关系很好，大家英勇善战，都不怕死，有了这三点我们才能无往不胜，才能实现‘三角斗争’的最后胜利”。

　　最后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但仍有少量鬼子负隅顽抗，拒不向新四军投降。汪浩所在第七师遂决定对日展开最后一战。

　　“当时我们部队就在安徽的一座山上，把从南京来的一个大队伪军、一个中队日军给包围起来了。结果伪军很快就给打散了，可是剩下的日军却跟我们打了足足两天。”汪浩回忆说。

　　这些日军主要龟缩在一个碉堡里，碉堡很厚，我军又无火炮，只好使用炸药，但是根本无济于事。最终，我军决定从主力部队里选出突击队，将十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每三个人为一队，向前冲锋……

　　“当时，我们从西面吸引敌军火力，突击队员们就从东边上，上去了之后，把手榴弹往里一扔，这下才解决了反抗的鬼子。”汪浩说。

　　“时间转眼过去了60年，我也从‘红小鬼’变成了老兵，打了22年的仗，我现在惟一的工作就是教育下一代，让他们珍爱现在的和平时光。”汪浩笑着说。本报记者　何骞

　　顾问名单

　　总顾问

　　原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委书记兼省长、抗联老战士陈雷

　　抗战名将彭施鲁少将

　　辽宁省军区原副司令员、“老八路”南启祥少将顾问

　　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抗联老战士李敏辽宁省委党校教授、“老八路”张一波抗联老战士单立志

　　8月30日

　　1932年日本决定第一次向中国移民500人。

　　1937年中国政府向国联控诉日军对中国的全面入侵，重申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巴黎公约》和《国际盟约》。

　　八路军先遣队从陕甘宁边区渡过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41年日机205架轰炸重庆，投弹480枚，造成民众死伤121人。

　　1944年第九战区中国军队攻入湖南茶陵。

　　1945年八路军冀热辽军区东北先遣纵队配合苏军攻占山海关，并与苏军在山海关会师。自8月21日至30日，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共解放70座县市，控制了5个重要港口，收复了10余处著名矿区，毙伤俘敌伪5万人。

　　读者讲述

　　赴日劳工

　　喝洗澡水解渴

　　我今年81岁，河北人。1944年10月的一天，我和五个乡亲正在乡里艾家圈村给地主扛活，几十个日本鬼子突然将我们包围，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们六个用一条绳子绑在了一起，强行将我们带到唐家庄六分局。我们在那里被关了十六天，几乎每天都被鬼子毒打一顿。在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我们被押送到天津塘沽劳工会。

　　十七天后，日军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千多名中国劳工从大沽码头押上船去日本。在船上，日本兵每天只给我们吃一顿饭，最后几天吃的喝的全不给了。当时船上装有从中国掠夺来的黄豆，有的劳工就去偷一些分给大家吃，有时被日本兵发现了，就得挨一顿毒打。而我们渴了就只能喝海水。在海上颠簸了30多天抵达东京，下船后日军把我们押到一个浴池去洗澡，劳工们由于多日没喝到淡水，竟然争先恐后地喝洗澡水！

　　1944年10月到1945年12月，我们天不亮就到十里外的码头装卸煤炭，每天劳动十二小时。高强度的劳动让每个劳工累得精疲力竭，有些劳工在劳动现场倒在地上就睡着了，被发现后又免不了挨打。日本人在劳工的生活待遇上更为刻薄，我们一年四季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晚上几十个人住在一起，医疗、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疾病时有发生。轻病号要带病出工，而重病号就被日本人往外一扔，不管死活。在后期，尤其是冬天，由于连冻带饿，又缺乏医疗保障，每天都有几个劳工死去。到1945年底，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工没能挨到回到祖国的那一天。

　　在做劳工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不但没拿到任何的劳动报酬，还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受尽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劳工的苦难我记忆犹新，当时的劳动场景仍历历在目，如今我再次忆起这段充满伤痛的往事，希望以此警示后人，勿忘那段屈辱的历史。

　　讲述人：杨春生

　　本报记者　王涵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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