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教授杨大文：文静胜诉几率大

　　杨大文：文静胜诉几率大

　　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致力于妇女法研究。1989年，参与《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1992年提出“性骚扰”概念。本次《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专家组成员。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人大审议之后，信报记者第一时间对话杨大文教授。

　　时代信报：杨教授，今天(8月28日)是个令人兴奋的日子，因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人大审议。

　　杨大文：是的，今天下午正式通过，对性骚扰进行了规定，虽然只有一句话。

　　时代信报：这句话是怎么表述的？

　　杨大文：《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另外，法律责任方面第5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受害人提出请求的，由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

　　时代信报：这跟我们之前设想的或者说期望的有差距吗？

　　杨大文：虽然有分歧，但是到今天第二次审议仍然保留了这个条款。只是把我们原来的建议稿内容简化了，原来的建议稿里关于性骚扰有两款，一是现在看到的原则性规定，另一个是规定禁止职场性骚扰，而且要求单位承担责任，采取预防措施等等。即使很简单，也是一个突破，但至少跨出了第一步，为今后采取更多的立法措施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比如说将来可以在各省市自治区妇女权益法实施办法里，加以详细规定，像《劳动法》里就可以规定禁止职场性骚扰。

　　时代信报：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没有对什么是性骚扰进行定义吗？

　　杨大文：什么是性骚扰，如何界定，现在全世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的看法，在我们中国应该有个解释，我认为性骚扰是通过文字、语言、肢体动作，具有性内容的，去骚扰对方，以满足骚扰者本人性方面的生理、心理需要。而且这种骚扰行为违背被骚扰者意愿的，不受欢迎的。界定性骚扰不要过于宽泛，标准不能一刀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习惯不同。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考虑到各方面的意见，还有就是跟各个部门的协调，认为不宜进行定义。《妇女权益保障法》首先关注的是妇女生存问题，而不是性骚扰问题。

　　时代信报：但是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普遍，第40条规定只有一句话能不能细化？

　　杨大文：我认为，性骚扰立法我们已经跨出了头一步，以后一定要有配套的立法措施加以实施。比如一些地方性法规，结合本地区情况加以细化，使它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相关的法律、法规修改补充时，也应该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相衔接。这个在我国法律体系上的位阶并不低，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教育、劳动、治安管理处罚等都应该加以配合。将来法院就没有理由不受理了，案由就是性骚扰，也不用走那么多弯路，侵害的就是妇女的性权利。

　　时代信报：我们知道，杨教授一直以来都在关注性骚扰立法。

　　杨大文：请允许我先回顾往事。1989年底，开始起草《妇女权益保障法》，我也在起草组，当时，就有人建议把性骚扰列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但是呼声不是很高。因为当时是80年代末，离麦金农女士第一个提出性骚扰概念也不过十几年，这个问题在我国当时没有那么重视。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以后，各省市地区纷纷起草制定在本地区的实施办法。当时，深圳特区委托我帮助起草深圳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我就想，性骚扰问题在全国性的法律中没有，能不能先在地方性法规中有个突破。而且，深圳特区也比较特殊，比较开放，也和国际比较接轨，所以在深圳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草案中，我们拟了两个条款，一个是禁止性骚扰的原则性规定，另一款是特别强调利用职务关系、监护关系、工作关系等进行性骚扰，虽然深圳市妇联等都挺赞成，但是后来出来的没有这个条文，据说是界定不明。

　　时代信报：重庆文静案，您觉得证据充分吗？

　　杨大文：性骚扰案件很特殊，因为取证难，相比其它性骚扰案件来说，这个案子应该说证据是充分的，特别是性骚扰被正式立法后，应该要受到法院的足够重视。

　　时代信报：依您之见，这个官司有多大胜算？

　　杨大文：以我个人观点，我认为胜算比较大。

　　信报特派记者 庞凡/北京报道

　　文静：我的生活悲喜交加

　　再见文静，是在一个雨天。

　　她扎着马尾，戴着眼睛，悠悠地从中巴车上下来，没有打伞，也没有笑容。

　　“怎么了？”

　　“我已经精力憔悴……”文静的自述，让我们震惊——

　　8月24日，是学校老师报到的日子，之前我跟你说是22日，我记错了，我现在记性糟糕透了，这两个月来都没睡好觉。

　　去之前，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可是我还是被他们击倒了。我到了学校，朝老师们走去，想找她们搭白，结果大多数都走开了，有的就跟我敷衍几句又很快走开，接着就再也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提起那事。

　　开大会了，是学校教办主任主持的，会上宣布了联合调查组的处罚。说鉴于胡校长因为发与身份不相符的手机短信，作为党员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期间出没营业性舞厅，将胡从南湖小学调离，其它要等法院判决。

　　我心里清楚，胡校长是被调到了镇政府教办，是管辖我们学校的。坐在我旁边的X老师这时抓住我的手，我知道，她是在暗自鼓励我，我心里感激她。

　　那天，没看到石老师(胡校长的爱人)。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说，在李家沱、在鱼洞、在南彭，我都成了大家的话题，我觉得自己像个罪人，好像“人人喊打”，我不愿意出门。

　　周围没有一个我想去倾诉的人，他们对我都是一种漠视。上个礼拜，我写了调职申请，希望教委可以考虑到我的处境和困难，给我一些帮助，但是他们说你工作你的，他工作他的，互不干扰，没必要调职。你想，我在幼儿园上班，他在镇政府教办管辖我们学校，他爱人也在幼儿园当代课老师，事情发展到现在，我还能像以前那样教书吗？

　　调职申请还是石沉大海，我只好向学校请了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想去想。

　　说实话，我也不后悔当初揭发他，只是这一路走来，感觉身心疲惫啊，我每天都在大喜大悲中度过，重庆专家说我证据不足，必输无疑，北京专家说证据充分，胜算很大，该相信谁？下一步该怎么走？

　　算了，不想了。

　　谁能帮我？难道只有神？

　　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去拜佛，后来工作、结婚、生子也没有再信这个。

　　可是，现在我又想起了她，也许人在最无助的时候，真的需要一个寄托。

　　那天晚上9点过，我也记不得是哪天了，我跟我妈说我出去买东西，实际上我是去了一品，那里的万安桥旁有一尊佛，过去我常常拜它。我是一个连睡觉都不敢关灯的人，一直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黑暗更可怕的事情了，可是经过这次事情后，我觉得比黑暗更可怕的就是人。

　　那晚很黑，我跪在菩萨面前长长地一拜，趴在地上放声地哭了出来，这是事情发生后我第一次那样哭。我向菩萨许愿，希望总有一天要还我公道，家人不再受到影响，我希望我可以生活得平静、快乐和幸福。

　　自从我老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夫妇之间的关系就很微妙，他的家人也觉得很丢面子，看来我的婚姻在经历了这样的事件之后，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可又有谁在乎呢？

　　我需要平静，特别想把自己藏起来，也不想我的父母、孩子受到影响。我很矛盾，就要开学了，我必须工作，养家糊口，可是我知道，学校是呆不下去了。

　　原本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还不错的工作，我为了它付出过太多代价。到现在，我才想明白了，无论干什么事情，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原来为了一份工作忍气吞声太不值得。以后，如果有机会，我真想从事一份新工作，光明一点的那种，我也想离开巴南，或者不当老师，到一个即便知道文静这个人，也不知道她故事的地方。

　　我的能力有限，我渴望能有人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