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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乡村的抗战往事:“日俘收容所”探访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3日00:38 三秦都市报

  到底村,即宝鸡市渭滨区高家镇太寅村,距宝鸡市10公里左右。之所以称到底村,是说这里是八百里秦川的边边,八百里秦川是指从陕西潼关到宝鸡渭河两岸的平原,传统意义上认为就是指从潼关———宝鸡到底村的这一片渭河盆地。

  而说到太寅村,则和一段抗战史有关,这里曾是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亦即大同学园的所在地。省文史馆馆员张光祖作为历史知情人。曾为《三秦文史》写过
回忆文章,全面介绍了汪大捷以办学方式教育日军俘虏的生动事迹。也让我们对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有了详尽的了解。

  抗战中的大同学园

  张光祖在文中说: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一俘虏收容所”由西安终南山下的灵感寺(即今青龙寺)迁至宝鸡县渭河南岸约十公里的太寅寺,名曰“大同学园”,改单纯管束为用人道精神教育和感化俘虏,使众多的日俘不再与中国为敌,转化为和平友好的促进力量。

  大同学园有相当可观的教师阵容。所长汪大捷曾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前妻苏敬和也曾在日本研习哲学,夫妻俩被称为“日本通”。教务主任白光里,清华大学毕业,主北平高级中学教务多年。训导主任刘麟阁,日本京都大学毕业,妻子是日本人。教员周正和,日本京都大学毕业。他们的辛勤工作,给日本战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时“大同学园反侵略战争同盟会”会长押切五郎曾写对联云:俘虏学校空前史,人道精神最高峰。

  汪大捷是张光祖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求学时的同班同学,因此张对大同学园情况知之颇详。学园对伤病日俘给以医疗,使他们恢复健康,并注意改善伙食,由山上接下来的泉水也是通过木炭、石灰和沙子过滤,以保证饮水的清洁。有时组织各种比赛,学园职工和领导亦常常参加,消除了俘虏原有的等级观念。从学园到宝鸡县城修有一条公路,命名为“大同公路”。参加修路的俘虏每日可得二角零用钱。他们为此感动不已,有人在“感想文”中说:“这个大同学园,这条大同之路是救人救世的,是走向人道、正义、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之路……”

  在感化的基础上,大同学园千方百计开展对日俘的正面教育,不断提高他们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还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关系,文化渊源,尤其是结合陕西的特点,讲述许多盛唐时期中日交流的史实,使日俘理解侵略中国是违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当日俘听到我军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大为震惊,打破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宣传“三个月征服中国”的梦呓的迷信,许多日俘痛切感到受了日本军阀的欺骗。

  学员山本是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1940年夏,他鼓动战俘趁雨夜集体逃跑,被发现后隔离禁闭,时又身患重病,自以为不被处极刑也得病死。出其所料,学园及时送他到宝鸡医院抢救。在住院治疗的两个月里,所长多次带着水果、点心去探视、谈话。病愈后,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我是清和天皇二十五代孙,祖先是开拓北海道的功臣,……但是汪大捷先生的人道主义、大同思想和自己亲身体验学园对俘虏的优待,我服了。”后来他还以学园生活为素材写了《至上之爱》、《天堂之狱》等剧本,被“反侵略战争同盟会”聘为该会顾问。

  一名女日俘的生活

  宝鸡太寅寺日军俘虏收容所里有九名女俘,其中田中照子给人们的印象最深刻。她刚到收容所时,很少有笑容,忧伤的神色里含着恐惧。

  田中照子被分配在太寅村民张恭行家居祝她很爱张家的孩子们,闲着的时候喜欢逗孩子们玩,先是很开心,玩一阵后抹着眼泪离去。由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犯下了种种罪行,村民们一开始都不愿意与日俘接近,因而张家人不理解她为什么先笑而后哭的原因。田中照子勤快,常为所长马益祥家做杂务活,如抱娃、洗衣、劈柴等。也帮着张恭行的妻子李氏做些家务事。李氏是一双缠过的小脚,田中照子却有一双天足,李家水缸常常都是田中照子给提满的。时间长了,这一对不同国籍的女人慢慢熟了。田中照子渐渐也学会了说中国话,有时她们也在一起谈谈家常。她告诉李氏说,在日本她也有个美好的家,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李氏这才明白田中照子看到了孩子为啥哭哩。田中照子二十岁的时候被征到中国来,在关东军中作慰安妇,从来没有笑过,只在强迫劳军时强装着笑。这哪里是笑,比哭还难过。

  田中照子惟一的嗜好是吸烟,常在村民开的小铺里赊烟吸。她会织毛衣,织成了放在宝鸡市场卖,卖了钱还账。收容所在宝鸡城西街开了个商店,专门销售俘虏们做的工艺品。有棉布、毛衣、背心、手套、袜子等,有木质躺椅、筷子、箸匣、木箱、手杖、小凳子、茶几、印章、印章盒、肥皂盒、麻将牌、象棋,还有木制的小车、小船、小人、小动物等,就是不制作玩具武器,可见俘虏们对战争已深恶痛绝。日本投降后,日俘于1946年4月被遣返,临别时田中照子送给李氏一个自制的肥皂盒,留作纪念。

  前些年,张光祖和有关人士关于“大同学园”的文章发表后,在中日两国关心中日友好事业的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日本友人惊讶地说: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人在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而中国人却能以博大的胸襟对待日军被俘人员。此后,由陕西省文史馆牵线促成了汪大捷重返宝鸡太寅村大同学园旧址和有日本友人桐生润三、秋本能里子等参加的国际学术研讨会,5年前,有关方面在太寅村旧址上建立了大同学园纪念碑。这块碑默默见证着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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