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丹：为同性恋者维权

　　周丹

　　为同性恋者维权

　　中国有4000万同性恋者。我敢说，我绝对不是你们碰到的第一个。只不过，我比较有勇气罢了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实习记者 彭 超 发自上海

　　2001年，对周丹的周围人而言，无疑是惊心动魄的。那一年的一天，他们所熟悉的周丹从主流成了少数派。

　　在此之前，作为上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周丹的生活闲适和惬意。工作并不繁忙，周丹大多数的时间在家里读书、写东西，过着多数上海高级白领个人的小日子。

　　如今，周丹的“个人”早已成了历史。在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后，他全身投入到推广同性恋知识、维护同性恋者权益的社会活动中。拥挤的酒吧，喧闹的广场，大学校园的讲堂，到处活跃着他瘦小的身影。健康卫生宣传小册子、安全套、同性恋知识……成了他生活的重心。2005年6月27日，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登上了美国的《时代》周刊。

　　这是个典型的上海男人，斯文白皙，乐观爽朗，有着律师惯有的口若悬河的本领。如果不是他亮出自己的“同志”身份，你丝毫看不出人们惯常印象中任何Cc(“同志”人群语，意为“娘娘腔”)的感觉，如同你在繁忙的街道、写字楼擦身而过的一个普通过客。

　　活跃的少数派

　　“Condom，发音类似中文‘康等’。大家可以这么记——为了健康，请稍等，用上安全套。”此刻，周丹响亮的声音回响在一间做教室用的二十平方米的房间，围坐在他周围的，是十来个二十岁上下的男孩。

　　在一旁的“乐宜”的工作人员小郑的插科打诨下，小小教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在鼓励下，学生们磕磕巴巴地说出了简单的日常英语会话。而每当他们的目光与记者相触，他们都会迅速地低下头去，躲避着什么。

　　这是一群非常特殊的“学生”，他们的职业是为男同性恋者提供有偿的性服务，在“同志”人群中，他们有个专门的名称——Mb(money boy)。八月到九月的每周二、四下午，周丹就会赶到位于上海闸北区的一幢商住两用楼，为他们上两个小时的课。

　　周丹很少能够准时走上讲台的，因为学生们总是拖拖拉拉陆续而来。手头的教材与学生的实际需要多少有些差距。周丹为此做了相应的调整，加入了许多Mb的“工作”词汇，上课过程中不时穿插着一些性病、艾滋病防护知识的宣传。

　　成立于2004年底的乐宜，是一家致力于提高性少数人群的生活质量，在性少数人群中进行艾滋病、性病的防控工作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如今已较为人知的杜聪领导的、以救助艾滋孤儿为主旨的“智行”，乐宜的工作更有争议和敏感，他们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社会的特殊人群——Mb。在中国感染艾滋病毒的高危人群当中，男同性恋者占第二位，而Mb是高危人群中的高危人群。

　　和周丹一起在上海最为繁忙的路段上走，在广场一角游荡、兜揽“生意”的男孩子，一看到他就吃吃地笑，躲开。“他们已经和我很熟悉了。”周丹无奈地笑笑：“最怕我抓他们去上课。”

　　“乐宜”的工作只是周丹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原本，我可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律师。”周丹自嘲道：“现在，我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到‘同志’事业上去了，当律师倒成了我的副职。” 在此之前，他曾和电台合作开通过一个同性恋者热线，“效果不是太好”。

　　而周丹最想做的事，是把自己的法律专业与同性恋知识的推广工作结合起来，但是这条路很艰难。“《时代》上说我是中国的 gay right lawyer(同性恋者权益律师)，我觉得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在做中国同性恋维权，还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尽管如此，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与异性结婚的同性恋者和其配偶提供法律咨询和救助。不久前的一个深夜，周丹接到来自浙江的一位女记者绝望的电话：“周律师，我发现我丈夫竟然是个同性恋，我该怎么办？”

　　家庭地震

　　有着上海男人细腻、温和特征的周丹，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周丹的下面还有一个小他五岁的妹妹。从小，父母对两个孩子的要求很简单——好好念书，做个好人。周丹也很争气，从小就学习成绩优秀，一直在学校里担任着班干部。

　　从小和男女生都在一堆玩的周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异于常人。进入中学后，一个男孩的身影闯进了周丹的心。然而，这是场苦涩的初恋。

　　从此，周丹明白了自己的性取向。

　　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周丹进了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上一帆风顺的周丹和大多数“同志”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父亲去世后，周丹和妹妹和母亲住在一起。2001年春节前夕，周丹的妹妹十分偶然地看到了他的同伴写给他的一封极其简短的书信，上面还画有图案：一支箭穿过两颗心。顷刻间，小姑娘震惊了——十多年来，在她的心目中，哥哥一直是学习的榜样。

　　震惊之后是气愤和不解。她立即打周丹的手机，质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勾当。当时周丹正好在事务所，不方便向她解释和争辩。那一天妹妹频频打他手机，和他争吵，并恶语相加。

　　家庭会议一直开了一天，从白天到晚上。全家人都很激动，母亲和阿姨哭得稀里哗啦。母亲一边抹着泪水，一边自责道：“是不是妈妈平时对你关心不够？你长这么大了，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你介绍女朋友！”

　　时间是抚平裂痕最好的黏合剂。几年过去了，周丹和家人的生活都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周丹的妈妈一两天就会打个电话给儿子：“吃过饭了吗？”有时还问问“小鹿(他的同性伴侣)最近怎样？好吗？”

　　另一个周丹

　　“我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我的职业理想，不仅仅是把法律当作谋生赚钱的职业，而是希望要对立法、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作为“同志”权益社会活动家的周丹，是积极的，高调的，政治的。采访他的时候，几乎没有需要刻意回避的话题。然而，几次去周丹和他同伴同居的家中拜访，记者都会注意到，相册被倒扣在桌面上，印着主人图象的一对杯子被扣在了一起，在客厅精心布置、贴满照片的墙边一角，只有周丹一个人的照片。

　　自从四年前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了身份，周丹已经有足够的勇气生活在阳光之下。然而，他没有料想到，他这一勇敢行为给他周围人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我的同伴特别担心他的家人会知道，害怕暴露自己的‘同志’身份。为了这个，他常常会和我争吵。”

　　“圈子里的一些人现在一见我就躲得远远，因为和我在一起，无疑证明自己是个gay。”

　　周丹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传得更远更响亮，为此他一直保持着和媒体的密切联系。然而，周丹却有一个底线——不接受电视媒体采访。“一旦我的形象在电视上出现，里弄里的邻居、家人的同事会认出来，我也担心家人、同伴受到的压力太大。”

　　自2004年起，他在复旦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到今年秋季，“周老师”将更加忙碌，该课程将对本科生开放。“我的课一早就已经报满了”， 他多少有些得意。

　　在复旦授课时，曾有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质问他：“你不觉得同性恋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吗？是在传播疾病、毁灭人类吗？”

　　周丹平静地直视对方的眼睛，回答道：“我想说一句话，可能会令你不悦——将来，如果你有了孩子，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是同性恋者。那么你会怎么去面对？”

　　中国同性爱大事记

　　1 1957 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以法研字第7929 号文的形式，做出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明确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司法解释。在该文中对黑龙江高级法院指出：“关于成年人自愿鸡奸是否犯罪”，尚有待立法解决。

　　2 1994 年张北川的著作《同性爱》问世。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出版物。

　　3 1994年到1995年，海外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内地同性恋者情况。一个叫做“中国彩虹”的北京同性恋组织向海外媒体发布同性恋解放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

　　4 1997年，中国新刑法颁布，删除了过去常被用于惩处某些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鸡奸罪”，从而实现了现实中的同性爱非刑事化。这一跨越，完成了一些发达国家历经数十年走过的艰难路程。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属于法律干预范畴。

　　5 1997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合作完成了《迎战艾滋病》，称：“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迫于社会的压力，隐瞒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

　　6 1998年1月，社会学家李银河教授的性社会学专著《同性恋亚文化》出版，该书是李银河、王小波《他们的世界》(1992)的增补本。

　　7 2000年11月，歌手毛宁被刺。因其涉及同性恋问题，引发了大众媒体关于“是否要对同性恋宽容”的大讨论。

　　8 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对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前者已经不再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9 2004年12月2日，CCTV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栏目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这是CCTV首次正面讨论同性爱现象／人群，标志了官方主要传媒在对同性爱现象／人群认识方面的重大突破。节目以较开放的视野，介绍了发达国家对同性爱者的态度，明确反对“同性恋＝艾滋”的偏见，强调了艾滋病在我国男性性接触者中流行的严峻现状。

　　(实习记者　顾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