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　要留名

　　“做善事一定要留名，特别是有号召力的明星。”

　　9月5日的《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姚明在中国人民大学现场采集血样，并加入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者行列的事情。姚明承诺，一旦配型成功，将毫不犹豫地捐献骨髓。

　　做善事要留名，姚明此言此举可以说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40年前，雷锋曾经在雨中冲他帮助过的老大娘喊：“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此景曾令多少中国人如痴如醉，多少人口耳相传。做好事不是为了名，更不是为了利。从此，“不留名”仿佛成了做好事的一个必要前提，而“留名”则易给人以邀功请赏之嫌，好事就被打折扣，或变了味。透过姚明言行，笔者突然感悟：留名与不留名的好事，都是好事；“做了好事不留名”的传统教条，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好人好事”；在很多时候，“留名”的价值胜过“不留名”。

　　例如，有号召力的明星，通过“留名”可以让周围人或你的崇拜者知道你干了什么，他们也会被你带动，一起来做这些好事。这种名人“留名效应”，不仅是自己做了好事，也能激励更多人效仿，能最大限度发挥名人示范效应，向社会播撒善的“种子”，益处远远大于“不留名”。

　　“留名”的价值不仅如此。笔者曾经采访了这样一件见义勇为事件。一女子遭遇歹徒劫持，被张先生见义勇为解救，张先生把歹徒送到派出所后悄然离去。后因法律程序，需要张先生作证，但由于“做了好事不留名”，大家费尽周折也找不到张先生，直到媒体介入才找到这位好人。张先生因此向笔者感慨：“做了好事要留名，这是公民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还有，被誉为“京城活雷锋”的孙茂芳，每次做完好事不仅要留名，还特别喜欢接受记者采访，看到登有自己事迹的报纸和书籍会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会配合记者在镜头前咧开嘴笑，他每年在中小学生中培养1000名学雷锋骨干，每年发出1000张学雷锋联系卡，已做过的报告超过了1000场……

　　孙茂芳多次说：“有人说我这是在宣扬自己，动机不纯。（我认为）不是，我在为雷锋做广告。我在宣扬党，宣扬正气，宣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我就要理直气壮地讲，我要把‘火’点到人最多的地方去，我要为雷锋精神做广告。”

　　一位留美教育学博士认为，在以个人主义立国的美国，大学生很能“学雷锋”，但决不做“无名雷锋”。他们做了好事，不仅要留名，而且还要对方开出证明。其实，功利动机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道德属性，无名好事是好事，有名的好事，同样是好事，并且其社会价值要胜于无名价值。孙秀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