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导演”了农民工杀人案？

　　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被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

　　这一事件很快引发网评如潮。一些社会学家和法律专家也颇为关注。痛思之余，人们

发出疑问：到底谁该为王斌余悲剧的发生负责？

　　作为一个几乎没有社会博弈能力的弱者，王斌余是被诸多有形和无形的手推到了绝望的境地。

　　一些法律专家分析说，王斌余一类的案件暴露了一个共同问题：弱势者权利保障机制（救济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应当由谁来承担后果？事实上，这不仅仅是王斌余们个人的责任。只有将此类案件置于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社会条件下理解，才能给出真正符合法治精神的答案。

　　而王斌余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切身体会：“我知道有保护我们农民工的政策，但下面人不执行，我们的权利还是得不到保障。”

　　在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看来，王斌余案是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现行农民工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农民工目前是在经济和社会双重作用下的弱势群体，这与不合理的农民工制度有直接关系。正因为农民工没有自己的组织资源，因而没有能够参与市场博弈的平等社会地位。农民工利益受损，正是这种政治权利缺失的反映。而与之相关不健全的社会结构部分，如“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户籍制度，也都应该深刻反思并尽快着手改革。

　　一个安全的社会，必须至少是一个人人享有基本生存保障的社会，如果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失去了这种保障，或者一部分人的幸福生活必须由另一部分人来支付代价，那么这个社会将缺乏安全感，也有违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神圣宗旨。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斌余在得知自己一审被判死刑后所说的话吧———“我只是想老老实实打工做事挣钱，为何就那么难？”宋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