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的艾滋病调查报告

　　今年五·一期间，杨松和同学小强再次来到上蔡县文楼村，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不曾交谈过的人。贫困的母亲 为供女儿上学染上了艾滋病，敬业的医生两年多来一直都坚守在文楼村抗艾一线……一年来的所见所闻，让杨松深切地意识到 ：防治艾滋病已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而成了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综合性问题。

　　一个卖血供女儿上大学的染病母亲

　　河南上蔡县文楼村卫生所的大门里走进来一位女病人，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帽子，手里提着一个泛了黄的布兜。她身 材魁梧，面色红润，看上去身板很结实的样子，走起路来步子也有些快。若不是她就诊，我根本不会相信她是一位艾滋病患者 ，而且是最早确认的一批。

　　她就是马贺玲，许多媒体都对她进行过详尽的采访报道。

　　当年桂希恩教授第一次来文楼村时只带了11支管子，结果11个人血检就确诊了10个，令桂教授大吃一惊。

　　马贺玲就是10个当中的一个，那10个当中大多数都已经去世了，她还顽强地活着；老伴确诊的比她晚也已经离世 了，可她还顽强地活着，如今她又找了一位老伴共同生活。

　　“原来的家已经没人住了，现在在后来这个老伴那里住。”随着采访的深入，她的神情开始忧郁起来，“我的大女儿 二十七岁了，至今还跟我们一起生活。”声音愈发低沉了，两行热泪沿着脸庞缓缓地滑落下来。

　　当地人说，女孩子二十三四岁还嫁不出去就很难再找婆家了。

　　她共有三个女儿，在农村这是件头痛的事情，因为没有劳力。更不幸的是老伴去世，女儿便不得已干着本是男人才干 的粗活、重活。至今，也只有二女儿出嫁了，大女儿和小女儿仍在家里。

　　“大女儿自小学习成绩就异常地优异，远胜过其他两个女儿，因此我们打算好好供她学习，将来能考上大学，家里开 销紧了，就去卖血。那个时候全村人都靠卖血获取收入用来盖房、娶媳妇，有些人盖好房子没住几天就去了。而我家卖血都不 因为这些，是为了能供孩子们上学，让大女儿上大学。”

　　她还在述说着，泪也还在流，她退到墙边，靠在墙上。

　　“大女儿终于考上了大学，郑州的一所重点大学。可家境很困难，老伴已经去世了，我也是这病，我劝女儿去上大学 ，因为她是这个家惟一的希望了。女儿就是不听，死也不去上，可是哭啦，几天几夜的哭啊。”

　　她没有去拭泪，任由它肆意地流着。我的手在抖，无法在采访本上记下这些令人心碎的话语。

　　“后来也一直哭啊。我没办法，大家就一起哭，全家的四个女人一起哭，嚎啕大哭。我们都是女人家，能怎样呢？后 来就找了这个老伴，也是这个村子的，他的爱人也因为这病不在了。”

　　“为什么不给大女儿找个婆家呢？”我一直希望能有个委婉的方式问这个问题，可还是不知怎的就这样直接了当地迸 了出来。

　　“找过，属羊的，这么大了，怎么能不找呢？可是那时候一听文楼村的就不成了，女儿嫁不出去，媳妇娶不进来，” 旁边有病友围拢过来也跟着抹眼泪，“现在这种状况好多了，可是这个闺女很要强，条件她不满意就不同意。我看她心思不在 这儿，她是想留在我身边做个帮手，毕竟家里没人干活，都有病。”

　　“那二女儿和小女儿上学情况怎么样呢？”

　　“我后来劝她们别上了，大姐上到那程度了，都是这情况。你们上，咱家也供不起了啊。唉，两个女儿都很听话，不 哭也不闹，就这样不上了，初中都没上几天。其实成绩都很不错的。”我最终没能见到她的女儿，因为去地里做活了。我没等 她们回来，也没听从旁人的建议让人去找她们回来接受我的采访。

　　我不能想象见到她们会怎样开始谈话，我不忍刺痛她们本已伤痕累累的心，也不忍再看到她们母女抱头痛哭的场面。

　　她说孩子们见一次记者就哭一次。

　　我不忍，所以我没有继续等。

　　临走，我安慰她好好治疗，现在毕竟都免费了，我暑假还会再来看她。不料她淡淡地对我说：“文楼村的人命苦，致 富心切卖血染了病，社会歧视我们不要紧，今后这些孩子们的生活问题是大事啊，让政府和社会多关心他们吧……”

　　后来，一位大夫告诉我，她也许真的不会在世上很久了，她的CD4(免疫细胞载量，衡量人体免疫力的指标)已不 足200了，而正常人的在500以上……

　　程小段：

　　文楼村抗艾一线的医师

　　按照采访计划应该在第一天采访文楼村卫生所程小段大夫的，结果一个下午程大夫也没能空出点时间，我们只好又改 在第二天采访。根据她的经验，每天下午病人会相对少一些，我们便约定第二天下午再来。

　　情况还是那样，我们下午如约来到诊断室时已来了不少病人。失望有一些，但心理准备还是有的，好在前一天了解了 一些情况，今天只要不多的时间就好。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了前一天了解的一些内容，这次听起来有了不少特别的收获。有一些是昨天来过的 病人，今天也格外亲切了，见面问候一下，然后也愿意跟我们多聊一会儿。

　　知道来采访程大夫，大家都打开了话匣子，纷纷夸赞程大夫，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真诚的。总之 ，对程大夫的评价很高。

　　大家刻意腾出点时间让我们跟程大夫聊上两句。

　　程大夫不是很健谈。

　　“你能说说从业经历吗？”刚问出口，我恨不得抽自己嘴巴，太正式了，古板、单调，这怎么能拉近距离呢？实在有 失水准。

　　“我当时毕业后在乡卫生院工作，从郑州进修回来后服从组织决定来这里便投入到抗艾一线工作。说实话，当时也是 有些担心甚至害怕的，虽然我是学医的，但那时候这方面毕竟大家都很不熟悉，工作时内心也是很紧张的。”她不好意思地笑 了一下，“有时病人不理解，不给开他们自己指定的药物就满腹牢骚，医生也很委屈，甚至有时发生冲突。以前就有一位医生 因此而调走了，其实我们应当跟病人多沟通，大家应当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医患关系处理好了，我们工作起来就会很愉快， 病人的心情也会很愉悦。我就这样一直工作到现在，感觉很好。”

　　“对你从事这样的工作家人能理解吗，他们怎样看待这件事？”我匆匆埋头准备记录，按照我及大家的想法应该答案 是明确的，只是要对她的原话做好记录以便整理，孰料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想。

　　“就拿我爱人来说吧，他没有反对我从事这项工作，包括最初来这里，以及开始做与我进修专业并不吻合的艾滋病防 治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或其他什么事情都很尊重，不会反对对方决定了的事，彼此很包容，也很默契。”她的这番话 令我吃惊不小，“他是从事建筑工作的，对我做的工作不是很了解，但不会反对我去做。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很重要，不反对其 实就是一种支持，我这样认为。”

　　“能谈谈你从事这项工作以来的一些感触或看法吗？”

　　“首先，我觉得我们医务工作者应当多与患者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让他们能够 从思想上、心理上改变以往的错误认识，树立起重新面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其实很重要。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不用说 普通群众，即使我们很多医务工作者也没能完全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畏惧甚至歧视。前些日子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艾滋病人求医 的艰难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们医务工作者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认为不是局部地区，它在很多地方都存在，甚至很 严重。”

　　“另外，我感觉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宣传力度和广度还不是很强，现在只能说只是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种病叫艾滋病 ，但人们谈艾色变的状况并未有大的改观，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或很多错误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样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 艾滋病患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现象和局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我们试想 ，病人本身就缺乏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缺乏经济来源和创收渠道，社会还歧视他们，看不起他们，更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压力， 势必造成生活更加困顿，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享受生活。那样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将更为复杂和多样，后果很难预料。因此，他们 需要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们没有理由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他们。”

　　最后，程大夫为我们讲了一位小病人——程威。

　　“他跟我的孩子是同一天生日，都是4月1日，所以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前不久，小程威刚刚过完他8岁 的生日就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前些天还整天看到他的父亲带着他来看病，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

　　程大夫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继续介绍小程威的家庭情况。

　　“他的妈妈2000年就去世了，还有三个姐姐，大姐跟姑姑去新疆打工了，二姐被深圳的一户人家领养走了，现在 还经常跟家里联系，爸爸在电话里没敢告诉她弟弟去世的消息，担心她会跑回家。爸爸也是位艾滋病患者，现在带着老三艰难 地生活，一家人就这样四分五裂，天各一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