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12次到艾滋病高发区写出21万字调查报告

　　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7次进入文楼村，写出21万字的调查报告

　　杨松，一名普通大学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进行社会调查，7次进入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调查当地艾滋病疫情。

　　在即将完稿的有21万字之巨的调查报告中，他写到：人们对艾滋病的错误认识或错误

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艾滋病患者受歧视、为社会所不容的现象和局面。这种观念不改变将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

　　□本报记者李慎波发自浙江杭州

　　村头又添新坟

　　9月11日下午6点，杭州，受台风“卡努”影响，一场暴雨从阴霾的天空中直倾而下。

　　“没想到，我刚回杭州还没多久，她就突然离开了人世。”正在吃饭的杨松停下手中的筷子，一边喃喃自语，一边苦涩地摇了摇头。他刚收到的短信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年仅6岁的小女孩吴妮已经离开人世。这个事实让他难以接受，因为一个月前在文楼村做艾滋病调查时，他还见过这个可爱的小女孩。

　　“太可怜了，仅仅在人世间度过六个年头就走了。可六年中她却没有一天不活在艾滋病带来的痛苦和阴影中。”杨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杨松，浙江传媒学院学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12次自费到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进行社会调查，7次进入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调查当地艾滋病疫情。

　　“这已经是今年8个月来该村因艾滋病而去世的第11个人了。村头又要添新坟了！”多次的调查使杨松对文楼村的情况十分熟悉。这11个今年去世的人多是因服用抗病毒药物过敏而不能坚持服用或由于服用抗病毒药物对身体的巨大副作用不能坚持服用而早于其他艾滋病患者而去世的。村里的大部分患者因为按时服用政府免费提供的抗病毒药物，再加上科学的治疗都延长了生命。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杨松稍感欣慰。

　　尽管自己关于艾滋病的调查报告即将结稿，杨松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奈和忧伤。毕竟，一部21万字的书稿并不能为身处艾滋病中的人们带来直接的效果。“效果也许是间接地，但只要有效果，我的工作就没有白做，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去那边做调查。”责任感让杨松选择了坚持。

　　数次只身河南上蔡

　　杨松想去艾滋病高发区看看的想法，在几年前就有了。

　　促使他前往的最初动因来自身边的亲人。

　　读中学时父亲因病去世，杨松的家境从此不再宽裕。在两个哥哥下岗，而母亲又患病的情况下，杨松的上学经费是在舅舅的帮助下解决的。

　　然而，对于舅舅的钱是如何来的，当时的杨松并没有考虑过。

　　直到1999年，杨松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家人才告诉他一个惊人的秘密：家在农村、经济收入门路窄的舅舅为了筹足他们兄弟上学的学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曾经卖过几次血！

　　杨松当时的第一感觉是震惊，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恐惧，因为当时杨松的老家已发现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人！

　　幸运的是，后来经检测确认舅舅并没有感染。

　　在从媒体得知河南省上蔡县疫情比较严重后，杨松就在酝酿去当地实地调查的计划了。

　　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包括阅读大量的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媒体报道，并随时注意收集关于艾滋病方面的信息。几年时间里他还先后到过山西、河北、安徽等地进行调查，几个地区的艾滋病感染似乎都与卖血有着直接的联系。

　　2004年6月，杨松最终决定到已为外界熟知的河南省上蔡县进行实地调查，此后的一月多时间里，每逢节假日杨松就一个人悄悄地去上蔡进行调查。每次短则有三两天，长则半月，杨松的行动一直都在有计划的进行中。

　　今年暑假期间学校组织社会实践活动，杨松在做了充分的考虑之后，在学校里发出了到文楼村支教的招募广告，很快来自全校各系的许多学生纷纷报名，杨松最后选择了8人加入队伍。同学们的热情让杨松很感动。校方亦对此次实践活动表示了默许。负责系里社会实践活动的曾真老师非常担心学生的安危，要求学生们每天都保持短信联系，并要求同学们返校前到当地

　　尽管如此，事后杨松所在的系领导刘新荣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是显得既欣慰又担心：“学生们的社会责任心让我很感动，但一想到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艾滋病患者，我们还是很为学生的身体健康担心。”

　　被误认为是记者

　　2004年6月中旬，准备停当后杨松坐上了去往河南的火车。

　　从郑州下车后，坐三个小时的汽车就可以到达上蔡县。然而，杨松并不知道在哪里坐上车，“请问去上蔡县在哪里坐车？”在汽车站杨松找到了一个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那人的反应让他吃惊不小：“你是不是记者？”

　　在上蔡车站下车后，杨松就开始问路。按当地人的指示，他搭了一辆当地的“蹦蹦车”。“蹦蹦车”司机听说要去文楼村的，特地加了一句：“去文楼？你是记者吧，自从文楼‘出名’后就没人去那了，凡是去文楼的就只剩记者了。”

　　跟司机聊上之后，杨松得到了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过去，有人要搭车去文楼，司机是肯定不去的，发展到后来司机们会勉强将客人送到离村口百来米的地方，但是要想进村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过，我去的时候还好了，那时文楼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司机甚至把我送到村头指定的地点。”杨松回忆到。

　　然而，在与“蹦蹦车”司机交谈中，杨松发现就是同在上蔡县，人们对文楼这样的村还是有着明显的排斥心理。

　　司机告诉杨松，文楼村发现病情之后，很多与文楼村有亲戚的外村人都与该村的亲戚断绝了来往，而此后尽管其他的村里也陆续有艾滋病毒感染者被发现，但其他村里的人还是对文楼有着莫名的恐惧。

　　前几次的调查让杨松明显感到村里人与村外人有一种看不见的隔膜。

　　而村里人对艾滋病的态度亦让杨松感觉到很大的惊异。

　　“我们几个都有病。”几个村民对陌生的来访者并不隐瞒，一个已经患病的孩子甚至主动让杨松为他拍照。村民的坦诚使杨松有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的机会。在村里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杨松发现很多村民对艾滋病的几种传播途径都了然于胸。

　　“村里人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患病的人退避三舍了。”杨松发现村里患病的人与没患病的人相处起来非常的自然。杨松认为这可能与政府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有很大的关系。在村里杨松发现，患病者都能够非常配合的进行治疗。

　　今年五·一期间，杨松的同学小强也跟随他一起来到了文楼村。小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在文楼村的几天里，我们并没有明显感受到有歧视与被歧视的现象，村民之间相处得也很融洽，并没发现有正常人与艾滋病人不相往来的情况。”

　　“看这个小孩挺可爱的，可怜啊，也感染啦，”与他们一起聊天的一位中年妇女满怀温情地说着，“他的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妈妈也患有艾滋病，爸爸是家里唯一没检出问题的人，可是爸爸去外省打工再也不回来了。”说着摸摸小家伙的头， “我们也都尽量帮他母子点儿，一个女人拉扯个孩子不容易啊。”

　　对上面这一幕村民之间融洽相处的情景，杨松每每想起就感叹不已。

　　在距离卫生所不远的田地里，几座新坟平添了几分凄凉。这些死者中绝大多数是死于艾滋病，目前文楼村已经有10 0多人死于艾滋病。死亡的威胁成了悬在村民心头的一块重石，只要不发病，部分村民还是不愿检测化验的。

　　一位染病的妇女，丈夫已经到东南沿海打工三年没回家了。婆婆说：我儿子都常年不回来了，如果孩子查不出病还好，查出来了就要离开我们这个家。”杨松根据多次调查的经验，这个皮肤已经出现斑点的孩子显然应该患病了。但孩子的母亲为了维系这个家庭却坚持不让孩子去做检查。村民告诉杨松：“明明知道自己是艾滋病，但是还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怕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要工厂不要救济！

　　在村里，杨松遇到一位杨姓的患病村民。她告诉杨松，刚查出病时感觉没法活了，后来就开始琢磨怎样生活下去，正如政府提倡的、乡亲们说的那样怎样去“生产自救”。首先就是养好家里的几头牛，因为家里就只有这是最值钱的了，也是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途径，所以她就开始把这些牛当宝贝，拼命的喂养，渴望它们能为自己带来希望。

　　后来的一件事让她更是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次上边的领导来村里检查防艾抗艾工作，号召大家生产自救，并承诺政府会尽力帮助大家，这给广大村民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当时一位领导亲口对我说我们可以养猪致富。我说我们没本钱，他说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其他的他们会为我们解决的，还说关键是要干起来”，她一边说一边打手势，情绪也很激动，“我跟丈夫一商量，打算把牛卖了，投资养猪，因为领导说了，只要干起来，资金缺口政府会补给我们。”

　　“我家的牛一共卖了2000多块，垒完猪圈，买了些猪仔，就没钱了。猪有了病也没钱治。我们就想去找政府解决点资金困难，但后来那位领导调走了，帮扶资金也就没着落了。”泪水从她眼角跌落下来，嘴唇也颤抖不已。

　　村民老程，现在养了几千只鸭子。这位老人想跟杨松谈“自救”的话题，并满怀希望的渴望这些鸭子能够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在这位老人看来，自己想办法赚钱来养活自己要比一味的伸手向政府要救济好得多。

　　“如果可能的话，政府最好能够帮我们发展一些工业，建工厂比救济更好。”老人表达了自己的期望。

　　据村民说，以前文楼村到处都贴着“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等标语，而如今都换成了“保健康，奔小康”等。按工作组的说法，以前村里的标语中总是反复出现艾滋病几个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后来工作组把村里的标语改了，就是要让村民改变观念，给他们树立一种生活的信心：要自立自强。

　　现在，村庄的每个角落里都进行着文楼村民经济发展与生产自救的讨论。村民们表示，最好的办法是因地制宜搞自救。他们表示，在对待艾滋病的态度上，各级政府部门的思路是明确的，只有配合好了相关的帮扶工作，才能使村民更大范围地受益。

　　解决艾滋孤儿问题方法宜多元化

　　暑期支教时，杨松和另外8个同学选择了文楼村的“阳光家园”。在文楼村，杨松见到了虽然耳聋但很健谈的老太。她很感激政府对她的家庭所提供的帮助，她和老伴都还健在，而儿子和儿媳却已离世，留下两个孩子。老太告诉他们这两个孩子叫孔令飞和孔佳佳，现在都在阳光家园生活、学习，所有的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这为他们老两口解决了后顾之忧。

　　“就是温家宝总理过年去的那个阳光家园”老太又强调了一遍，“总理还在那里吃过饺子呢！”

　　阳光家园是在原养老院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这里因为收养因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孩子而受到各级的关注，其中更应温家宝总理的来访而备受外界关注。

　　杨松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近半月的支教活动，而支教的对象就是7个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的孩子。

　　动工于2004年3月19日的阳光家园，当年8月17日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当时根据有关程序报名审核并进行严格体检确定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后共有32名因艾滋致孤的儿童进入阳光家园，目前，包括孤寡老人全园共接收52人.。

　　在那里，他们找到了负责人李国华主任。据李主任介绍，该项工程共投资430万元，其中70%属于社会捐助，其余30%由县财政承担，工程的远期目标是能够接收200人，希望能在今年年底即予实现。说到这里李主任一脸的兴奋。

　　但是，提及目前的经费保障问题，李主任却是愁容满面。

　　据介绍，每接收一人需要的前期直接投入保守数字也要600元，这还只是简单的起居生活用品开销而已，其他方面的投入尚不计算在内，上蔡县是个有名的贫困县，财政收入极其有限，对这一方面的投入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目前这种局面还是接受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捐助的结果，否则状况要比现在糟得多。

　　李主任还说，阳光小学就在园内，现有九名专职教师，都是从全县范围内选拔的优秀教师，学历高，综合素质强，教学经验丰富，但待遇方面并没有很大优势。现有的教师基本上都是文化课教师，音乐、美术等教师缺乏，但目前还暂时无法解决。

　　在几个孩子当中，程文龙已经读六年级了。他的爸爸去世三年后妈妈也离他而去了，开始由姑姑照看他，后来就来到阳光家园了。

　　程东伟是给杨松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去世了，整个家里只有他一个了，没有兄弟姐妹，他成了家里唯一的人。“我长大要做医生。”程东伟语气坚定的说，“我要征服病魔，为人类造福。”

　　“我长大了也要做医生！”孔佳佳也大声说道。

　　文楼村村民认为，当地孤儿院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需求，他们希望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一定规模孤儿院能进行跨地区收养，加快解决文楼一带日趋严峻的问题。同时，村民提出应允许民间性孤儿院和政府性孤儿院并存。学广州的收养模式：政府孤儿院难以承担的孤儿，可以交给民间孤儿院“托养”，所需费用由政府承担。

　　在河南省，也有民间组织一直在介入，驻马店周边就有数家，但因种种原因难以维持。多位从事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专家指出，对因艾滋病留下的特殊孤儿，更应注重民间力量的协作。

　　近半月的相处，杨松发现上蔡县的孤儿院——阳光家园里，由政府收养的孩子确实在娱乐设施、吃饭住宿上较正规。当问孩子们最想什么时，他们说很想回家去转转，但又不能随便走出孤儿院大门。“我们想象孤儿院的叔叔阿姨是爸妈，但他们没有爸妈平时的表情。”一位孤儿低着头说。

　　杨松认为，除了政府设立的这种孤儿院以外，孩子们似乎更需要一些类似于家庭的抚养方式。“我想，解决被艾滋病夺去父母的孤儿们的抚养问题是不是应该在方式上实现多元化？”杨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