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余案体现弱者共生诉求

　　曹林

　　我一整天都盯着这条新闻，心情异常复杂：王斌余，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开始到城市打工，却在艰辛的生活中不断地痛苦挣扎，备受欺侮。数次讨要工钱无果，在反抗中被骂“像条狗”，他愤怒之下杀死4人，重伤1人，后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6月29日，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王斌余死刑。（9月5日《兰州

晨报》）

　　职业敏感不断提醒我：这是一起深沉的事件，一定要写点什么。可人情和法理的悖论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让我的理性喘不过气来———我能写什么呢？有资格以冰冷的法理去责备一个弱者绝望的报复吗？有耐心以老套的道理谴责强势者的欺人太甚吗？还是跟着感性的网友一起浪漫化王斌余的“悲怆壮举”？

　　我只能这样认识：在法理的言说之外，这是对“共生”有着强烈渴求的穷人，在无助和绝望下，以血腥向肆无忌惮的强者传播“共生主义”———社会秩序是以相互依赖、共同生存为发展生态的，自己活得更好不能以别人的“活不下去”为代价，自己发大财要允许别人发点小财或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如果突破共生的底线，必然要遭遇报复。

　　王斌余被判刑后对媒体说的话中表达了这种意思：我希望周围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这正是“共生主义”最朴素的表达。很可惜，平常是没几个人愿意倾听他们这种“共生”诉求的。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弱者对共生主义有着天然的追求，差不多是以一种卑怯的心态期待能与强者共生，获得自己那一块可怜的面包。而许多强者则不一样，他们依着身份的强势，不是谨守共生，而是追求独吞；不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而是为让自己“活得更好”而不惜让弱者“活不下去”。王斌余的遭遇就是典型。

　　只有在“共生主义”下，社会才能得到真正的均衡发展，富人的财富才是安全的，社会才是健康的，而社会健康是富人赚更多钱的前提———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中，法律的制度引导，和强者“共同利益感觉”的自觉，造就强者在“共生”上的共识。而在我们当下，这两种路径是失范的，弱者似乎只能靠自己，而弱者除了以生命，还能拿什么来向强者传播“共生主义”呢？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