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捡垃圾背后有专家作军师 15年成百万富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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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25日03:48 重庆晨报 | |||||||||||
1983年，美国人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预言：“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个浪潮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垃圾革命。” 比较保守的估计，全国668个城市，依靠“拾荒”为生的约230万人，其中北京近10万人，年直接收入超过12亿元人民币。 垃圾，让杜茂洲从15年前月收入不到20
他现在的正式身份是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公司董事长。 入道：垃圾改变命运 来北京捡垃圾之前，杜茂洲曾在四川巴中老家当过几年的小学代课教师，修理过无线电，养过猪，但都收入甚微。没有办法，他只能只身前往北京谋生。后来，他发现没有被人注意的都市垃圾，可以成为他的生财之道。 1990年，他最高一天能赚到30多元，这相当于他在老家一个月的工钱，从此，他开始成天游荡在北京各大垃圾场，月收入超过了千元，这相当于其老家收入的几十倍。 经过一段时间，细心的杜茂洲总结出了一些拾荒的经验。譬如，在北京市区中心地方的高消费人群里，垃圾的含金量就比较高，大到国家战略物资(钢铁、煤炭、石油、橡胶)小到纽扣药片。他说，甚至还有人捡到了一枚含金量很高的的第十一届亚运会金牌。 “我教书没改变命运，搞无线电修理没改变我的命运，捡垃圾却改变了我命运。我没想到我会当老板，也没想到我出门坐小车。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 发展：分工合作 尝到甜头的杜茂洲似乎并不满足于过上温饱的生活，他每次回四川老家时，都会带一大帮家乡的人到北京捡垃圾。而他本人的身份则由原来的拾荒者变成了承包者和销售商，因为他手上握有政府与垃圾回收处理的双重资源。 2001年，北京市政府为了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投入了很大的资金，昌平区政府甚至花了300多万元来召集全区村民、市民解决白色污染的问题。看到这个情况，杜茂洲对昌平区政府说，“不要你们花一分钱，我们就能把你们的白色污染除掉。”于是，他带领自己手下的“拾荒族”，“乌压压撒出去”，很快便解决了这个问题。 随着“拾荒族”、垃圾品种的日益繁多，对他们的分工和分类就成了问题。 “属于金属的东西都捡；只要属于玻璃的都捡；像塑料的，塑料里面就有很多种了，有70多个品种，软塑料有聚乙烯的高压，聚乙烯的低压，还有聚碳、聚苯，很多。” 杜茂洲给自己手下的“拾荒族”分工很细，他把他们分成金属组、塑料组、鞋底胶皮组、玻璃组、纸类包装组等等。杜茂洲先是把这些垃圾统一堆放，然后进行细分，垃圾经专人集中分类之后，再分开堆放，等凑足一车之后拉走。 从垃圾的捡拾、回收、分类，形成了一条复杂的产业链，而杜茂洲则处在中间环节，“承上启下”，得利不菲。 转型：进军垃圾产业 由于垃圾堆里能捡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少，如何让有限的资源发挥其最大价值，成为杜茂洲发愁的根源。他认为，垃圾中的可利用资源分得越细，回收的厂家给的钱就越多，这就说明像玻璃、金属、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的价值可以进一步开发，在这时，他萌发了办塑料加工厂的想法。 “垃圾有时候销不出去就积压起来，数量一大，就堆得像大山，所以只能自己办厂，不求别人了。” 为办一个加工厂，他冒了很大风险，起码要花几十万，如果失败了，那么这几十万元便打了水漂。 办工厂需要技术，由于他教过书，有一定的文化，为了学到技术，他全国到处跑，听说哪儿有先进经验，他便前去拜访，起码有跑了几十家。同时，为了让自己加工的产品打开销路，他带着公司里几个主要管理层，拿着产品，四处发名片。 新闻链接 垃圾大王背后有个专家作军师 杜氏兄弟（杜茂洲及其弟杜茂献）是“垃圾大王”，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智囊”，这个智囊名字叫王惟平。 王惟平是垃圾对策专家。1996年，王惟平开始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运垃圾、卖垃圾、加工垃圾，为了拿到可靠的分类调查报告和相关数据，他甚至身着乞丐服，吃苍蝇饭。 9个月后，他在自己调查分析报告上写道：“外地人进京捡垃圾谋生大体始于80年代末，如今已发展到8.2万多人。其中，四川人(最早进京)约4.6万人，河南人约1.7万人，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的人。从专业分工角度，8.2万人中有3.1万人是蹬三轮车沿街收购废品的，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为1.5万元；从宾馆饭店收泔水和商场收废品的人约为2万人，人均年收入1.2万元；蹲守垃圾楼(北京已建成762座垃圾楼)或扒居民楼垃圾道捡垃圾的人约2.1万人，人均年也在收入1万元以上；散布在城乡结合部，从事废品市场交易的人约1万人。” 他调查报告最终的结论是：“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 1999年初，他指导京城“垃圾大王”的杜氏兄弟成立公司，理由是“既然干着第四产业，就得正规化，消灭游击队，群龙有首才便于管理”。 新闻纵深 拾荒族每年为北京节支2亿 当然，身为国家政府官员与垃圾对策专家的王惟平，他必须站在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 年“消掉”150万吨垃圾 “北京一年产生的垃圾大约是400多万吨。他们的功绩在哪儿？按收运、转移和处理1吨垃圾，要花掉财政150多块钱推算，北京市一年要为处理垃圾花去七个亿左右，这还不包括如买垃圾车、修建垃圾厂、油钱、工人薪水等固定投资。” 这就是王惟平关于在利益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在杜茂洲等人的带领下，每年可以减少逾150万吨的垃圾量与政府对垃圾处理2.1亿多元的费用支出。同时，还能节约资源，解决就业。 拾荒族有江湖规矩 拾荒族的弊端则是治安、卫生防疫、在垃圾运输、交易、加工过程中造成的二次污染等诸多社会问题。 “拾荒族”也有自己的“江湖”，随着捡垃圾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体，为了抢夺地盘，他们彼此不惜拿刀动枪地进行街头斗殴。同时，垃圾含金量越来越少又导致“拾荒族”们拾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抢，甚至连国家的污水井盖、光线电缆都偷，给城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按照自己的规划，面对这个庞大的“拾荒族”，如何进行“兴利除弊”是王惟平一直思考的问题，对此，他一共设计了三个步骤：第一，建立拾荒组织(公司)；第二，成立行业协会；第三，进行国家立法。而成立拾荒组织或公司只是他“兴利除弊”的第一个步骤，目前正在步入成立行业协会的阶段。本组稿件据财经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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