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家庭失去医保陷赤贫（2）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这么难受了他也不来侍候我。”她那时这么想，看见丈夫她就生气。终于有一次她忍不住这样埋怨丈夫，并责问他：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丈夫这才捋起裤腿给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盖上黄一块青一块紫一块”，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说。

　　于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讨。等丈夫出门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门；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讨来的钱交到丈夫手里，丈夫这才知道。从此，两人经常一起出门，他跪着，她坐在他的身边，尽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会叮嘱一句：回去注意营养，好好休息。

　　乞讨的生活并不容易。总有人瞟老俩口一眼，说：骗子吧？于是，马国林摊开他的会计证书和自学考来的大专文凭，摆上王翠霞的诊断书，而王翠霞则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针扎翻了的胳臂。

　　他们的乞讨还剩最后一点体面：在马国林的面前，有三种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后两种是请人翻译的。不过，据马铸铭说，他的父亲通蒙文、俄文以及一点日文和英文。

　　马国林当年的老师在多年后，还对马铸铭说起他父亲的优秀：“你的学习要赶上你爸就好了。”但马国林高中没有念完，赶上了知识青年下乡。他们一家来北京之后，第一个游览的是

　　有时他们在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乞讨，邻居们见到都心酸得远远避开。房东太太记得马国林曾这样对她说：“嫂子，我把脸皮抓一边去了。”

　　马国林的家族在当地算得上体面。有人担心，马国林这样的举动，有损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马国林说。

　　“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

　　穷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难以想像。

　　马铸铭说，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还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将就吃三天。除了油和盐，家里没有其他作料。房东太太看到他们把大白菜切了，只舍得搁一点点油，“真跟喂猪食一样”。偶尔来个客人，烧点肉食，就得到房东太太屋里借酱油。方便面吃完了，调料要省下来，用来炒菜。他们去捡别人遗弃的电话卡。每张卡，当卡里还剩一块多钱时，马国林就开始计算，总能想法将卡用得一分不剩。他们把邻居给的旧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只塑料袋，都仔细叠起来，绑好，小的用来装垃圾，大的用来铺桌面。

　　在北京的几年，一家三口去过的旅游景点只有天安门和动物园，前者免费，后者门票2元。当马铸铭2002年将自己的新婚妻子带到北京时，他只带她去了景山，门票2元，可以俯瞰辉煌的故宫。他们至今还没有拍过

　　一年春节，儿子给母亲买了几只苹果。王翠霞舍不得吃完，给丈夫和儿子一人留了一只。“过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说。丈夫和儿子很听话地接过苹果。可是几天后，儿子又拿给她两只苹果。她一看，正是她几天前给爷俩留的。

　　每到假期，马铸铭就到北京打工。他摆过地摊，打各种零工，教外国学生汉语。

　　一次，他给一家公司扫描资料。他时常一天在电脑前工作16个小时，吃饭只花5分钟。半个月里，他一个人扫描完12年的资料，而另外两个同伙加起来只扫完9年的资料。“我一点不觉得累，我心里很高兴：我可以挣钱了！”马铸铭说。他觉得挺可惜，要是这家公司不管饭，将那10元盒饭钱折成现钱给他，那才好呢。

　　因为，“每一分钱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肾脏，他的母亲又得了子宫肌瘤，还有阑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术，后者做了1次手术。“干脆在你肚子上装个拉链好了。”马国林对她开玩笑。

　　她可笑不起来。在她将子宫切除后，医生让她接受输血。“我不输！不输！”她嚷道，“哪来的钱啊？我不要输！”

　　2004年初，植入的肾脏彻底坏掉，父子俩决定让她第二次换肾。这一次，王翠霞拒绝治疗。这时，因为体内大量积水，她连睡觉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这样的举动让跟着马铸铭学汉语的一位韩国学生感到不解：“中国人真奇怪，为什么有病不去看呢？”

　　马铸铭只能回答说：“这就是中国。”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国家，生病的人们中约有一半不去就诊，医生诊断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中有三成没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你去给我买瓶安眠药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让我成杀人犯啊？让我怎么跟孩子交待？”丈夫说。

　　“那你买两瓶，咱俩一起死。”

　　“我可不这么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挣钱，帮着孩子还债。”丈夫说。

　　父子俩几乎是将她抬进了出租车，送到医院，做第二次换肾手术。他们感谢一位叫韩修武的医生，为他们减免了部分医疗费。当他们根本交不起2万多元手术费时，是这位医生担保先做手术再交钱。

　　这笔钱，到现在也还没还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马国林却不能像他原先计划的那样，帮着儿子还债了。王翠霞换完肾后状况一天天好转，马国林却开始腹痛、恶心、吃不下饭。

　　2004年4月底，儿子将父亲领到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诊断：胃癌晚期，连肝脏里都布满了癌细胞，最多还有一个月生命。

　　儿子装作若无其事，打算瞒着父亲。但是一走出医院，父亲就用手碰了碰儿子，说：“铭子，你爸不傻。咱们赶紧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嘱一声：“不要告诉你妈。”

　　邻居们看见他时常疼得攥紧拳头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时他疼得哭出声。夜里，他怕呻吟声影响妻子睡觉，妨碍她恢复，就到屋外溜达上一夜。

　　儿子要给他买杜冷丁，但连这几块钱一支的镇痛剂，他也拒绝使用，儿子给他打点滴，他强行把针管拔出来。“他要把钱都拿去给我妈买药。”马铸铭说。

　　半个月后，一家人收拾完毕离开北京回老家。出发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锅，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顿炸带鱼。

　　1998年一家人刚到北京的时候，马国林是个富态随和的中年人，1米7的个头，体重约180斤。6年后离开北京时，他黄瘦黄瘦，像个垂老的人，体重不足120斤。

　　几天后，马国林告别了人世。

　　临去世时，儿子叫醒了他。他歪着脸看了儿子最后一眼，马铸铭看到那双黄色的眼睛，特别黄，他嘴巴动着，却说不出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的眼睛滴出两滴眼泪，一滴没有流下，头歪着的这侧，眼泪缓缓滴了下来。“他是被压死的，”马铸铭流着泪说，“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风俗，人们将要给他穿寿衣，一种蓝色的袍子。但是马铸铭坚持一定要让父亲穿着西服离开。“就穿这个好看，”他说。是的，西服，皮鞋，衬衣，还有一个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领带。“就系这个吧。”马铸铭说。“真怀念以前那段时光，”马铸铭无限留恋地说，“那时父亲出去参加朋友聚会，都会穿上西服，系上领带。”

　　马国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张医疗发票，总计40多万元。他还留下一包零钱，全是一分两分的硬币和纸币，这些见证了他的乞讨生涯。

　　他留下了一个小本，封皮上写着“请您留名”，记载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笔钱，本子里夹着几张捐助人装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还留下了一万多元钱。

　　他的遗嘱上写道：“一、全部家产用于妻子王翠霞的治疗上，儿子、儿媳孝敬母亲，否则不准继承产业，众亲友为证。二、丧葬改革，去世后不烧香，不烧纸，不烧花圈，废除一切传统丧葬习俗，丧事简办。”

　　“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

　　最后，马国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给了儿子。

　　现在，每个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药费来维持。“我父亲去世也算是一种解脱，否则，他每天都会发愁。”马铸铭说。

　　每次提起父亲的死，马铸铭就会连脖子根都涨得通红，语气里会充满怨恨：“为什么痛苦要让我们一个家庭来承担？”

　　承担这种痛苦的，何止马铸铭一家。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这个国家的城镇贫困户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贫。像一位社会学家所说，今天的中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马铸铭们便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被甩出了前进的方阵。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钱。“有时候我想，摊上这样的丈夫和儿女，就偷着乐吧，可是心里就是难受，不知咋的。我总想，好好活着吧，别添麻烦了，可就是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想大哭一场。”她说。

　　马铸铭说：“我爸这一生，注定是为我妈活的，我也是。这样说或者不准确，但至少我妈是我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我总得让我妈活及格吧，怎么着也要活到60岁，现在还差3岁。加上我爸的4岁，至少还要让她活7年。”“我这个人活得其实挺窝囊的，没什么学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也没干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妈当作一个成就来做。”

　　尽管马铸铭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让我妈因为没钱吃不上药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则，对不起我的父亲。”他说。

　　幸好，迟到的医疗保障终于还是来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尽管在当地这种医疗保险最高支付的限额只有9万元，但毕竟现在每个月可以报销药费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还得靠马铸铭“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饭，按时按点吃，因为我的身体绝对不能垮。”这个家庭的重压，从父亲马国林的肩头，转移给了他。

　　站在阿旗县城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马铸铭拉着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说：“咱们也会有一辆轿车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强地笑了笑，“可是什么时候呢？” 本报记者 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