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公司击中都市人群婚姻“软肋”

　　【周末报授权发布】

　　都市婚姻显露“软肋”

　　张明和许欣（均为化名）结婚已5年。在旁人眼里，他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夫妻：两人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张明开了一家公司，许欣在一家外企工作。唯一的遗憾便是两人至今没

有小孩。许欣和张明谈恋爱时曾怀过孕，但考虑到两人还年轻，许欣便将孩子打掉了。那一次人工流产的经历让许欣对生育产生了恐惧。张明和他的父母多次提出要小孩，每次都被许欣以“影响健康美貌”“影响事业发展”拒绝。后来他们达成协议：30岁后再要孩子。张明似乎等不及了，他和公司的一名文员产生感情，很快便发展成同居关系。张明的父母得知消息后居然允许儿子和那名文员在家同居。不久后，张明和这名文员的孩子降生了。直到这时，许欣才知道张明身边还有另一个女人。许欣找到上海维情咨询公司时，气愤异常，表示要告张明重婚。老板舒心告诉许欣，张明和文员间并未以夫妻相称，同居的时间也较短，不构成重婚的条件。他建议许欣还是提起离婚诉讼，由于张明是过错一方，法院会在判决中给许欣一定的补偿。许欣最终采纳了舒心的意见，和张明诉讼离婚。舒心认为许欣在这一事件中显然是个受害者，但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直到孩子出生，她才知道丈夫有外遇？许欣对婚姻缺少足够重视，待醒悟时才发现一切已无法挽回。所以，当一个人感觉不到爱时，就要对婚姻评估和反思。王强和李丽（均为化名）结婚快20年，他们有一个17岁的儿子。平时，李丽操持着家里的一切。由于王强的单位效益不好，自己也下岗，李丽在财政上管得相当紧。李丽不知道，危机的种子在这时埋下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王强母亲的生日。老人家70岁，王强兄弟3人决定操办一次生日庆典。这天下午，3家人一起去饭店订酒席，订金一共是1．5万元，王强的兄弟都各交了5000元，作为大哥的王强叫李丽赶快去取钱，李丽说什么也不肯。最终王强的两个兄弟平摊了剩下的5000元。回到家的王强和李丽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王强越说越生气，对李丽大打出手。李丽情急之下拿起电话想报警，但令她没想到的是，电话竟被儿子切断了——儿子对妈妈的“抠门”也早已心生不满。舒心说：“她丈夫的行为已触犯法律，我打算以李丽的名义提起诉讼。”而李丽却并不想和丈夫对簿公堂，最后选择了回家。舒心认为，李丽其实已处在一个对她无益的婚姻当中，丈夫和儿子对她有很多不满，在这样的环境里，李丽的幸福是没有保障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婚恋专家认为，离婚公司劝离的理由有时根本站不住脚，有时仅仅因为生活中某些矛盾就离婚显然太过轻率。　翟新民

　　都市兴起离婚公司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在今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据2003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02年这一年北京市平均每天不到两对夫妻结婚，一对夫妻离婚，离婚率已成为全国最高。根据上海19个区县婚姻登记中心的调查，去年上海有2．7万多对夫妻办理协议离婚登记，平均每天75对，比前年增长38．9％。今年这个数字还在上升。高离婚率的社会现实催生了离婚咨询代理行业。继婚庆公司、结婚超市、代孕公司等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特殊公司诞生后，离婚公司正式登台，成为一种新经济，虽然有人称之为“劝离不劝和”公司，也有人评价其为“不道德公司”，但是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认为离婚公司就是满足了社会的正当需求。

　　无性无益无爱就应该离婚？

　　对于后者的观点，上海维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老板舒心是非常赞同的。他的公司采取给人打分的形式，对婚姻状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及格的他们就劝你继续婚姻，对现状进行适当的调节；如果不及格，就帮助你趁早离婚。舒心对此的解释是：“我们的出发点是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很慎重。如果确实到了离婚的边缘或者已经是死亡婚姻，那确实是痛苦的，不公平，不道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劝离的。”开业于2004年3月8日的上海维情公司的网站名称甚为震撼，名为“世界离婚网”。一年多来，他们帮助将近500人结束了婚姻，并且力求为客户在财产和子女的归属等方面争取最大的利益。据舒心介绍，他们不仅仅帮人离婚，还负责调解，每个小时收费从60到800元不等。对于该不该离，舒心有一套自创的判断标准，即所谓的“三无政策”——无性、无益、无爱。对于这一标准，该公司的姜律师用一个案例予以了说明。在这个案例中，来到该公司寻求帮助的是一位演员，她经过努力，已经月入数万，但是本来比其收入情况要好的丈夫却因为单位不景气而失去了工作，面对巨大的落差，该丈夫开始怀疑妻子有外遇，并在睡觉的时候于枕头边上藏一把菜刀。妻子当时感到非常害怕，就跑回娘家躲了起来，该丈夫随后跑到丈母娘家长跪不起，用石头砸自己的头，想以此来挽回妻子的爱。在经过维情公司调解不成后，姜律师得出结论：“我建议她还是分手，（这个婚姻）肯定是无益，它的害处超过婚姻能获得的益处了，这已经很明显，因为涉及到人身伤害了。”

　　收费标准和具体工作

　　维情公司的服务都是明码标价的。婚姻质量分析、夫妻情感疏导、婚姻涉法咨询，这些项目的收费在200到300元每小时不等，而亲情、友情问题咨询收费则比较低，从60元到120元每小时不等。该公司收费比较高的项目则是像外遇问题咨询，需要300到400元一小时，而财产分割咨询最高可达每小时800元。此外，如果需要外出服务，该公司都是按天收费，每天八个小时，其中外遇调查取证每个工作日3000元，婚姻维情服务最贵，每个工作日需要5000元。和上海一样，南方的深圳也已经有许多“维情公司”成立，不过大都是以婚姻咨询公司的名目出现，由于怕被人指为不道德，这些公司大都不敢直接称自己为离婚公司。深圳一家婚姻咨询公司的老板王伟志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第一类是心理咨询师，由于想离婚的人大都伴有各种心理问题，需要先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我们这的心理咨询师都至少是本科毕业，一般每个小时收费200元”，王伟志说。第二类人则是事实调查员，或称取证员，王伟志解释说，因为客户有可能要打离婚官司，为了在财产分割和子女归属等问题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我们一般需要对客户进行一个月左右的调查取证，比如其配偶的外遇行为等。据王伟志介绍说，他们的公司在四个月前曾经接手过一起离婚官司，在女方支付每日高达5000元的费用后，该公司派出两名调查员远赴东北，调查出女方的丈夫在东北已经再婚，在拿到足够证据后，他们帮助女方以重婚罪起诉了其丈夫，最大限度保证了女方的利益。这样的公司还有一类人就是离婚律师，他们是公司里最核心的成员，主要是帮助公司的客户打各种离婚官司。王伟志向记者透露：“这其实和西方的离婚律师没什么区别，只是我们这种离婚公司一般还提供心理咨询这样的服务，相对功能更多一些。”

　　伦理之辩

　　虽然舒心和王伟志这样的离婚公司老板都认为自己并不违反什么道德伦理，也不是“劝离公司”，但是目前的离婚公司还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两派意见泾渭分明。一方如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他认为“离婚率上升说明婚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人们选择生活状态的自由度增加了，不再像过去那样必须一辈子保持婚姻状态。出现这一现象（指离婚公司的出现）很正常，新《婚姻法》给了人们这样的自由”。而另外一方则认为这些公司会对婚姻出现危机的家庭产生相当大的误导作用。一位曾经花费数千元到离婚公司要求帮助离婚的李女士，用自己的遭遇告诉记者离婚公司的不负责任。李女士当时也是因为怀疑自己的老公有外遇而找到离婚公司的，“他们找我拿了3000元，两天后就给了我两张照片，声称拍到我老公偷情，我一看，那根本不可能，照片上的女性是我老公的远房表妹。所以后来我就不信他们了，我觉得这个公司至少是态度不认真，不太负责任。当然，他们这样做也很好理解，你只有离婚他们才有钱赚，所以误导是难免的。”　陈思

　　外遇调查成离婚公司主业

　　在深圳市中心的一幢写字楼里，王伟志的离婚公司开张已经半年多，他这里只有八个人，除了四个离婚律师、两个心理咨询师外，还找来了两个从内地警察系统跳槽而来的调查人员。王伟志跟两个调查人员的关系很好，笑称这两位是自己的守护神，“缺了他们不行啊，没有证据就没有办法为客户在离婚的时候争取到好的判决。”

　　私人侦探受聘离婚公司

　　在新婚姻法增加了“离婚过错赔偿原则”后，来到王伟志公司要求调查外遇，并且接受离婚服务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新婚姻法的这个原则规定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但同时也规定了要求无过错方必须出示确切证据。证据怎么来，只能通过调查。“我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调查，所以只好委托他们。我总不能去找110吧？”吴女士住在深圳高新区的高档住宅区，丈夫是一家高新企业的老总，自己则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近年来，吴女士感觉夫妻感情一天不如一天，经过分析，她认为丈夫已经有了外遇，随即要求离婚。为了为自己争取利益，吴女士想来想去，来到离婚公司要求帮助调查取证，进而进行离婚诉讼。对于吴女士的要求，王伟志找来了调查人员周敏心去办理。但他再三叮嘱吴女士，告诉她将来的证据一定要说是自己获取的，别说是离婚公司帮忙搞的。因为目前在中国，所谓的“私人侦探”并不是一个合法的行业。在周敏心走前，王伟志还交待他，一定要在公共场合拍摄录像或者照片。因为法律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一般禁止性规定，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未经对方同意的录音录像也可以作为证据”。这个法规的出台虽然推翻了以前关于偷拍偷录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周敏心私人侦探的身份首先就不合法，而他如果在私人场合拍摄他人的录像，则有可能侵犯个人的隐私权。所以王伟志异常小心谨慎。王伟志的细心叮嘱反映了中国的现实矛盾。一方面，调查权仍作为司法部门的基本权力具有独享性，但是民事案件中原告举证的需求使得调查公司确实成为许多人的必须。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久教授就认为：“这个需要可以说是合理合法的，政府不可能充分地满足，政府要花纳税人的钱，它不可能为某些个别人特殊需要去出动警察。比如现在什么事都打110，那是不正常的，有些是要拒绝的，那怎么办，你就得找市场。”

　　高收入人群离婚主因是外遇

　　周敏心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公共场合帮助吴女士拍到其丈夫与别人亲热的证据。“这很难，许多人在偷情的时候非常谨慎，大都选取一些隐秘的地方，而那些地方我是不能去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此后几天，周敏心带着录像设备，开着车全城乱转，跟踪吴女士的丈夫。“早上五点起床，因为他老公非常努力，六点多就到公司上班了，但他一般下班比较早，下午两三点钟有时候就开始跟客户出去喝茶什么的，所以只能全天盯着。”经过了五天的跟踪，第五天晚上，周敏心终于看见吴女士的丈夫带着一个年轻女性上了自己的车，“一路跟踪到郊区，他们二人停在了一片阴暗的角落，开始在车内亲热。我怕靠得太近被人发现，太远又拍不到，特别着急，手心一直在出汗。”周敏心随后走出自己的车子，在附近找了一个制高点，战战兢兢地拍了5分钟后，赶紧开车离去。五天的时间挣了几千元，周敏心非常高兴。他来自河南，在这家公司上班已经半年，出身于警察系统的他过去是个刑警，现在则是一个计件工，每件活干完，他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和老板分成。但是当记者问他具体的收入情况时，周敏心憨厚地予以拒绝：“老板说这是商业机密，不能随便对人讲。”半年的时间，周敏心说他大部分都在进行外遇调查，实际上就是一个私人侦探，只不过他们公司还能接下去帮助客户进行离婚诉讼。王伟志也肯定了周敏心的说法。他向记者解释说，深圳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全国私人侦探最多的地方，经济比较发达，家庭纠纷自然就多。由于他的公司主要针对中高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人群，而这些人离婚的最主要原因往往是因为丈夫或者妻子有外遇，所以外遇调查成为公司主业并不奇怪。　武学华(编辑　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