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士(LangstonHughes)是一位美国黑人诗人、小说家，1933年7月访问上海之前出版过诗集《
犹太人的好衣服》《梦乡人》，长篇小说《不是没有笑的》。听说他自称见过鲁迅，但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均没有直接反映。1
933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2号在“批评”专栏刊登了“伍实”撰写的《休士在中国》一文，暗讽鲁迅、梅兰芳看
不起黑人，因此没有像招待萧伯纳那样招待休士，也没有出席《文学》社、《现代》杂志社和《中外新闻》社为休士举办的招
待会。为此，鲁迅在盛怒之下撰写了《给文学社信》，刊登于该刊1卷3号。鲁迅
严正声明：“会见萧伯纳是招待者邀我去的
，而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
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鲁迅还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
座。”事实证明鲁迅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位“伍实”先生就是《文学》杂志的主编傅东华，而鲁迅也是《文学》的同人之一。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同样没有直接回答他是否会见过休士的问题，只是强调他决不是“看不起黑种”的“势力卑劣的人！”
由于这是一桩文坛悬案，加以辨析考证自然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对此毫无研究，对于鲁迅是否秘密会见过休士至
今仍无定见。最近，沈鹏年在《绍兴鲁迅研究》第27期发表了《鲁迅会见休士及其被诬事件》一文，宣布此事经他“前后考
查经历三十余年，终于可以告一段落”。对于这种说法，我仍不免有几分疑惑。这固然跟沈鹏年三十余年一直作伪有关，但更
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并没有披露鲁迅会见休士的确证。
有读者会问：该文第四节不是提供了“当年担任宋庆龄秘书的廖梦醒”转达的“宋庆龄的回忆”和“姚克女儿转告姚
克的回忆”么？但在我的印象中，廖梦醒仅仅在三四十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当时(1960年4月)根本不是宋庆龄的秘
书，而且长期养病。从1949年到1966年宋庆龄的秘书叫黎沛华，查黎沛华的工作日记，并没有宋庆龄接受采访的记录
。1960年5月4日，宋庆龄在致王安娜信中谈到她跟廖梦醒“都是关节炎和神经痛的受害者”。1961年3月27日，
宋庆龄在致王安娜信中谈到廖梦醒因神经痛和失眠在上海住院。1962年2月26日宋庆龄在致王安娜信中又写道：“廖梦
醒患了脊椎炎，已经在华东医院住了一年多，接受牵引治疗。”目前披露的所谓“宋庆龄的回忆”，当年根本没有印入沈鹏年
整理的《鲁迅传访谈记录》，令人无法理解。至于所谓“姚克的回忆”，据沈鹏年说仅仅是贺路导演捎来的回音，也无当事人
出示的书面证据或其他旁证。因此，沈鹏年斩钉截铁地将鲁迅1933年7月5日日记中的那条记载确定为鲁迅与休士会见，
也就缺乏了有力的事实支撑。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我并非否认鲁迅有秘密会见休士的可能。我只是想告诉读者：沈鹏年目前提
供的说法，都还不足以成为判定一个历史事实的确凿证据。就连他援引的“休士写他见到鲁迅”的那句话，也没有提供任何见
面的细节，跟前文描写他跟宋庆龄会见完全不同。
沈鹏年文章中的疑点还有一些。最令人气愤的是他说丁玲是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挂名主编，实际主编是以群。《
北斗》杂志目前并不是稀世珍品，我所在的鲁迅博物馆就有此刊物。这份文学月刊创刊于1931年9月20日，1932年
7月20日终刊。主编者明明白白是丁玲，以群(华蒂)只是该刊的众多作者之一。1931年6月23日，在《北斗》出版
之前，丁玲在致沈从文的一封信中，详细谈到了她的编刊计划，说明“这杂志全由我一人负责”。该刊创刊号的《编后记》也
敬告读者与作者：“有稿子，或信件，请寄到七浦路734号湖风书局《北斗》杂志社转丁玲。”除这篇《编后记》外，丁玲
还撰写了《代邮———致EoL》、《1卷4期编后》、《2卷2期编后》、《2卷3、4期代邮》、《2卷3、4期合刊编
后》。这些文字，都是丁玲具体编辑《北斗》的铁证。有的当年即以丁玲的名字发表。此外，丁玲还在该刊连载了她的著名小
说《水》，发表了她的诗《给我爱的》，组织并参与了两次征文活动。试问，世界上有这样的挂名主编吗？
10月7日上午9时，我为此事询问了丁玲的丈夫陈明先生。陈老说：“丁玲编《北斗》是左联交给她的任务，得到
了鲁迅、冯雪峰、阳翰笙等人的支持。我没有听说过以群编《北斗》的事情，只知道丁玲跟以群认识，对以群印象还不错，但
没有工作关系。”丁玲编辑《北斗》的详细情况，还可参阅颜雄教授的遗作《丁玲说〈北斗〉》，载《新文学史料》季刊20
04年第3期。
至于沈鹏年在文章中说鲁迅提名要以群担任《北斗》杂志主编，这也是弥天大谎。丁玲是在胡也频牺牲之后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她当时对党组织的请求是去苏区，但冯雪峰请示上级领导之后，认为丁玲留在上海更为合适。她出任《北斗》主编
是党组织慎重研究之后的决定，作为一个党外人士，鲁迅怎么可能干预党组织的人事安排？丁玲主编《北斗》之后，鲁迅从始
至终给予了热情支持。据统计，在已经出版的八期《北斗》上，鲁迅用多种笔名发表的作品(包括译文)就多达14篇。《北
斗》创刊号上刊登的珂勒惠支木刻《牺牲》也是鲁迅推荐的。从上述事实可知，鲁迅决不可能捧以群而贬丁玲。1934年，
美国记者伊罗生准备选编中国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以《草鞋脚》为书名出版。鲁迅和茅盾为该书撰写了一份《中
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茅盾执笔，鲁迅修订。在介绍《北斗》的条目中，茅盾和鲁迅介绍了该刊的特色，给予了很高评价
，并明确指出：“丁玲主编。这是那时期唯一的公开的左翼文艺刊物。”这也是对丁玲是《北斗》挂名主编的有力反驳。
听友人介绍，沈鹏年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而且长期学佛。以他渊博的文史知识，本可以留下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文
章。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遵循佛教信徒忌妄语的告诫，作伪的恶习至今不改。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沈鹏年文章的一大特色
是真伪杂糅，即在无关紧要处讲点真话，卖弄点学识，而在关键处则难免做些手脚———其主要伎俩是编造死人谈话。死无对
证，也就使得读者恍惝迷离，莫衷一是。因此敬告读者诸君：阅读沈鹏年的考证文章，要留神眼下的陷阱！作者陈漱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