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家侦探成长之痒:以暧昧方式在都市中打拼

　　私家侦探、自杀干预者、同性恋人群服务机构……这些特殊的社会干预力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以十分暧昧的方式打拼在复杂混沌的现代都市中。如果说政府和公检法机构是以公权力在对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危机”进行处置的话，那么这些特殊的行业，则是以灰色的身份，以其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姿态对个人危机进行介入和干预。在发达国家，这样的民间机构其实是社会组织结构中的中坚力量，它能有效补足国家机器难以穷尽的课题，让弱势群体得到来自民间力量的扶助。无疑，这也应该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参照

。但在中国，他们的生存空间却因为法律的缺失和管治构架的不完善—— 而步履维艰。

　　信报记者朱彦/文

　　一次成功的卧底

　　10月26日，重庆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调查员罗洋(化名)的电话响了。

　　听筒里传来一个男子颤抖的声音：“罗先生，我们成功了！法院终于把财产执行了！”

　　放下电话，罗洋的手在发抖。“两个月，两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没有白费。”罗洋点了一支烟，思绪又回到两个月前。

　　今年9月初，一个年轻男子带着自己的女儿静静(化名)来到邦德公司。两年前，他的女儿还不满周岁，就在一次

　　事后，法院判决由肇事者刘某赔偿静静的医疗费、营养费以及今后安装假肢的费用。但当静静的爸爸拿着判决书去找刘某的时候，他早已不知去向。法院执行庭也爱莫能助：找不到人，无法执行他的财产。

　　静静一家想尽各种办法，始终找不到刘某。走投无路之时，经朋友介绍，静静的父亲找到邦德公司，希望能帮助他们寻找刘某。

　　但是静静的父亲能提供的资料实在太有限了。他只有一份刘某的身份证复印件，上面有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他也只知道刘某是做广告安装工作的，老家在铜梁。其他再没有任何线索。

　　罗洋和同事一起开始调查。为尽快找到刘某，罗洋和同事发动了所有能够联系到的社会关系，终于把目标锁定在重庆南坪一家广告公司，刘某和这家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

　　另一方面，罗洋的同事也正靠朋友帮忙寻找刘某。终于，一个朋友在很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刘某的手机号码。

　　“本来这时候可以找到刘某的，”罗洋事后回忆，“但我们一商量，这还不行。我们见过太多所谓的‘老赖’，他把自己的财产隐匿起来，总说自己没钱，法院拿他没办法。”

　　罗洋决定继续深挖，一定要找到刘某的资产，不给刘某隐匿资产的机会。“我们的要求很严格，一定要为委托人着想，把工作做透，真正帮助他们维权，”罗洋说，“而且，小静静的眼神太无邪了。我和同事嘴上没有说，心里都在想，一定要帮这个苦命的孩子讨回公道。”

　　罗洋和同事们想了个办法。他们以“做业务”的名义，想约刘某出来谈谈。但最初两次刘某都以工作忙，没时间为由推脱了。看来刘某很谨慎。

　　在罗洋第三次约刘某的时候，刘某终于答应出来详谈。在约定的地点，罗洋终于见到了刘某。他是驾驶着一辆越野轿车来的，与静静父亲的形容相比，刘某的相貌已经有了不少变化，身材也有些发福。

　　这次接触虽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罗洋已经肯定，刘某有自己的事业，现在肯定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积蓄。

　　在与刘某分开后，公司同事向罗洋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他们发现刘某经常在南坪一家茶楼出现，而且常常是下午一个人进去，直到晚上才出来。

　　罗洋觉得刘某和这家茶楼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天下午，罗洋开车来到茶楼门口。就在他停好车准备进茶楼的时候，刘某的越野轿车正从对面开过来，停在茶楼边上。

　　刘某马上发现了罗洋的车。他很警觉的看了看车牌，认定了这就是那天和他“谈业务”的那辆车。他马上拿出手机，叫自己的朋友叫点人来茶楼，他感觉可能有人要“砸他的场子”。

　　这一切都被茶楼楼梯上的罗洋听在耳里。罗洋心里异常惊喜：根据这个电话，他已经可以肯定刘某就是这个茶楼的主人，还可以肯定刘某有着一笔不小的资产。

　　随即，罗洋把相关情况整理后交给了静静的父亲，由他找到法院执行庭，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最终，法院执行庭主张了静静父亲的请求。面对确凿的证据，刘某无话可说，只能按判决给付赔偿。

　　身份需对家人保密

　　“做调查员太难了。”罗洋感叹。在到邦德公司以前，罗洋曾经在我市某公安部门工作，有着相当的破案经验。两年前，他因为个人兴趣来到邦德，本以为能够轻车熟路，但真正开始接触实际调查，却发现调查员的工作相当艰难。

　　“这个行业里有很多以前做过公安工作的调查员，一开始他们都说，感觉自己的工作偷偷摸摸的。”罗洋说。

　　罗洋自己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是几年前他刚离开公安部门，到一家调查公司做调查员的时候。

　　“我当时为了搞清楚一个人的具体住所，在他家住的小区门口蹲守了好几天，每天蹲守10个小时左右。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准备了两身衣服换着穿，还要不断变换蹲守地点。”罗洋说。

　　直到晚上，罗洋终于等到了这个人，确定了他居住的楼层和门牌号。在这栋楼里转悠了一天，回家的时候，罗洋已经累得双腿抽筋了。

　　虽然辛苦，但罗洋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就说静静那件事吧。当我听说静静的父亲已经拿到赔偿的时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做了这么多年调查工作，这件事让我最开心。这是一种责任感。我帮助一些没有力量的人完成了心愿，讨回了公道。”

　　最令罗洋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家人一直在支持他。“说实话，家里亲戚并不是都知道我的职业。这主要是处于保密需要。但我的父母和妻子都是知道的，他们一直都在默默支持我。”

　　前几天，罗洋因为一件调查耽误了时间，凌晨3点才回到家——这其实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推开门一看，桌子上整齐的摆放着两菜一汤，一碗米饭，上面封着保险膜。“当时觉得太对不起家人了。他们为我付出这么多，我却很少关心家庭。可一想到小静静无邪的眼睛，又觉得自己有责任继续做好手里的工作。”

　　一个创业者的传奇

　　与罗洋相比，邦德公司的总经理，被称为“重庆市第一私家侦探”的吴畏的经历更富有传奇色彩。

　　吴畏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上制服，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1988年，吴畏终于在一次“考干”中进入重庆某公安部门工作，穿上了警服。

　　吴畏的警察生涯一直持续了13年。2001年5月，吴畏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名叫“邦德”的私人公司帮助一名被拐骗的女孩逃离了夜总会。吴畏被吸引了，他觉得自己更喜欢从事这样的行业。

　　此时的邦德公司也正需要引进人才。这家由某律师事务所调查部发展起来的公司正式成立于2001年3月，因为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人手越发紧张。不久，吴畏参加了邦德公司招聘会，并成为了公司一员。

　　吴畏最初的身份是公司的调查员助理——这个行业的起步位置。因为有13年的警察经历，他在邦德公司做得非常出色。靠着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到两年，他就从公司的调查员助理一直上升到副总经理。2002年末，吴畏当上公司总经理，成为管理层的一把手。经过几年发展，邦德目前已经成为大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调查公司，事业日益壮大。

　　动画片《神探加吉特》里塑造了一个标本形式的神探形象：黑色礼帽，大镜片的黑色墨镜，长至足踝的灰色风衣，木制烟斗随时叼在嘴边，烟雾随时遮住脸庞。但吴畏的形象似乎更像一个成功商人：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短而精神的板寸平头。如果不是在推开会

　　“私家侦探”公开亮相

　　在吴畏看来，这个行业的出现是必然的。

　　近年来，随着经济日益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家庭纠纷、生存压力过大……现代人过得越来越“辛苦 ”。

　　一些专业机构应运而生，他们专门为人提供信息咨询、情感咨询，甚至是心理健康辅导，希望以民间的力量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问题。

　　走在最前沿的，是一些被社会称为“私家侦探”的人。

　　1992年，一条来自上海的消息引起了全国社会各界关注：中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在上海成立，创始人为端木宏峪。距离法国人维多克在1834年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私人侦探咨询机构，中国的 “私家侦探”们整整晚了158年。

　　和这家侦探所一样，端木宏峪本人的经历堪称传奇：据说他本人在上海警察圈里有很高的地位，上海人通常称他为“ 大侦探端木”。他破过“汉弥尔登大楼英侨被害案”、“上海名医穆端芬之妻被杀案”等著名案件，他带出的弟子，后来有不少人在上海公安系统身居高位。但一年后，由于公安部发文禁止设立私家侦探社，这家调查事务所被迫关门。

　　尽管如此，端木宏峪仍然推开了一扇门。从此以后，各种各样的“私家侦探所”在全国相继出现。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都保持着低调的态度，在公众面前并不张扬。

　　2002年9月，当吴畏成功注册“邦德”商标后，他有了一个想法：召开一次会议，把全国范围内从事该行业的同行组织起来，坐在一起交流经验，形成联盟，以便于今后开展合作和学习。

　　两个月多后，2002年12月4日，“中国首界商务调查行业研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同行们称为“ 重庆会议”。

　　这次会议的热烈程度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会议吸引了包括美国高乐公司在内的国内外七十多家同行公司，甚至连加拿大皇家警察学院也赶来参会。一百多家国内外媒体云集重庆，BBC、NHK等媒体因为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无法进入会场，甚至一直守在门口等候。

　　这次会议是中国“私家侦探”这一新兴特殊行业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国内名气很大的上海“私家侦探”老马对与会者说：“我们主要做商务调查，最多的是资信调查。有两类业务我们是不接的：个人委托的和调查个人的。这主要是出于法律上的考虑。”

　　深圳某调查公司常年经营假冒伪劣产品的调查业务。在会议上，它的代表说：“一些大的跨国公司，每年在中国用于打假的费用预算达到100亿，如果我们能够承揽其中的部分业务，可以说，现有的调查公司完全不能满足这个巨大的市场。我们需要更高的专业素质，开辟这块领地。”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向外界公开表明了身份，行业内部终于为自己下了一个准确定义：调查业。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很多人习惯把像邦德这样的公司称为“侦探公司”，把该行业的从业人员称为“私家侦探”，一些调查公司虽然不同意这样的称呼，却找不到更合适的名称。在“重庆会议”上，同行们告诉外界，这一行业的准确名称是“调查业”，从业人员应该叫“调查员”。

　　潜在市场广阔无比

　　“重庆会议”之后，全国的调查业开始迅速发展。

　　2004年，我市某

　　但在执行过程中，该企业拿出账本，表明自己现在处于破产边缘，资不低债，实在无钱给付。开发商数次找到法院执行庭，但是执行庭却无法开展调查。

　　最后开发商找到了我市一家知名调查公司。该公司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终于查明这家企业名下还有一家公司，该企业把大部分资金隐匿在这家公司名下。开发商根据这一线索找到法院执行庭，最后终于拿到了工程款。

　　有专家分析，各种特定需求的不断增加，是“私家侦探所”不断出现的动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家泓曾说：“目前中国‘私人侦探’行业主要的业务都集中在民商领域，像商务资信调查、协助企业打假、查找失踪人口、追踪逃逸债务人财产下落等，一部分公众的特定需求已经成为这些公司业务开展的最直接动力。”

　　从市场需求上讲，“私家侦探”们早已意识到潜在市场的广阔性。根据中国侦探网的数据，我国每年商业合同的实际履约率不到30%，每年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由于合同欺诈造成的直接损失约55亿元。很多企业在签订商业合同时，由于无法进行调查，甚至缺乏对对方的起码了解。

　　重庆邦德商务调查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很多企业需要各种信息，但是在我国，国家执法机关不可能也没有法定义务为他们提供这些服务，而企业受到各种局限，自身不具备合法获得这些信息的条件和能力，必须求助于调查公司。”

　　“社会不断发展，很多新问题会逐渐显现出来，以国家机构为代表的公权力机构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而这些问题又需要有人来处理，这就是这些民间机构存在的基础。”重庆季霖律师事务所朱律师说。

　　主业仍是查二奶

　　2004年，据称是全国第一家的“女子维权中心”在成都成立。这家机构专门打着帮助妇女维权的旗号，专门调查婚外情。2005年1月4日，成都市金牛区工商部门暂停了中心的服务活动，理由是该中心涉嫌超范围经营。

　　该维权中心被暂停服务活动后，很多人对工商部门的行为表示支持。四川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副教授伍长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女子维权中心的业务主要是调查涉及两性之间的隐私，如果由妻子自己调查，不构成侵犯配偶隐私，但是女子维权中心介入调查，却有可能侵犯配偶的隐私，而隐私是受法律保护的。另外，维权中心在调查中使用的跟踪手段，有可能侵犯到公民的人身自由。

　　“可以说，很多调查公司的主要业务仍然是调查婚外情，也就是大家说的‘查二奶’。”吴畏很无奈。

　　吴畏的目光很长远。他一直不希望一家调查公司仅仅靠“查二奶”这样的业务来生存。“调查业最主要的业务应该在商业领域。企业需要的各种信息，只要是合法的，都可以成为调查公司的业务范围。”

　　从2001年进入邦德公司起，吴畏对这一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1998年，美国全国的调查业产值是800亿美金。中国的市场到底有多大？前途不可限量。”

　　但很多“侦探公司”并没有实力涉足这样的领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调查的。每个调查员必须熟悉法律，行为必须合法，还必须对所涉及的调查领域有着相当的了解，甚至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这个行业要求非常高，因此到现在为止，很多不具备实力的调查公司生存困难。”吴畏说。

　　正因如此，大多数民间调查机构只能局限在“查二奶”这类“技术含量较低”的业务范围内。但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不少“私家侦探所”在调查中涉嫌违法。

　　成都、武汉、南京等一些民间调查机构曾出现了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暗中拍卖被调查人的家庭隐私情报资料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隐私权。

　　2002年1月，“私家侦探”王国庆在报纸上看到某公司经理马某寻找其弟弟的公开启事后，立即给马经理打电话，称自己是本市的私家侦探，只要家属提供必要的经费，就一定能够找到马经理的弟弟。于是，马经理付给王国庆两万元。王国庆拿到钱后立刻逃匿。后来王国庆被北京西城区检察院以诈骗罪起诉。

　　上海某咨询公司老总老马的话概括了我国整个调查行业现状：“大部分调查公司实力不强，很多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不具备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调查业才能有出路。”

　　一些成熟的调查公司早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调查业务，都来自于当事人的合法委托；我们的所有调查活动，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对公司的每一个员工，吴畏都要这样反复强调。

　　邦德公司靠着自身努力，在重庆打出了一片天地，也获得了一些知名企业的资金支持。但更多的调查公司却生活窘迫，在温饱线上挣扎。

　　绝大多数调查公司都认为，造成这种现状并不是因为调查公司本身不注意提高自身素质，而是因为国家政策上的不支持。

　　重庆一家调查公司的刘先生告诉记者：“谁都知道要找高素质的人才做调查员，可国家政策不支持，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很陌生，你凭什么来招募人才呢？”

　　“在国外，私家侦探是个合法职业，公众很了解，同时也很信任。可在我国，我们缺乏合法身份，工作开展起来难度很大。”刘先生说。

　　缺乏合法身份，使调查业有着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刘先生认为，在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公检法机关才具有侦察权，这极大限制了调查公司的发展。“虽然说公民都有知情权，而且可以对一些事务进行调查，可是怎么去调查呢？有些信息很难得到，必须使用一些特殊的侦察手段，比如偷拍、窃听、跟踪等等，这些并不是合法的，而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很多调查公司在进行调查时，多多少少都会使用到这些非法手段。这给这个行业造成了很多被动。”

　　刘先生希望能由政府牵头，在政策上为调查业界定一个准确的身份。不过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似乎并不会在短期内做出这种决策。“耐心等吧，我觉得肯定会有这一天。”刘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