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言：对家人永怀愧疚

　　目前，活跃在实验站的科技队伍中，在基地工作时间超过25年的有5人，20年以上的有6人，他们一年在农村基点工作的时间平均超过300天。在把青春献给农业科技事业的同时，他们失去了许多与家人在一起的快乐，“对家人永怀愧疚”，是这个杰出集体共同的感言。

　　每年都像农民一样春种秋收

　　在实验站“水稻阴离子长期定位试验田”里，农艺师高菊生正在认真地采集着相关数据。他没穿袜子的脚上穿着一双陈旧的解放鞋，怎么看都像一个正在耕作的农民。

　　“我目前负责的‘水稻阴离子长期定位试验田’可是我国水稻阴离子试验时间最长的长期定位实验田。”高菊生说，这项试验是从1975年开始的，而他在这块实验田里已经连续工作了21年。“我每年都要按农业生产规律春种秋收，跟农民完全一样。”高菊生说，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观察记录水稻的各种变化，并详细采集和分析各种数据，“土壤观察实验有时甚至需要上百年时间，这就需要一代又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甘当农民”。

　　不顾家人反对坚持个人理想

　　技工秦琳是1990年来到实验站的，“我来的时候工资只有100多块钱一月，而在广东打工的同学月收入有1000多块钱，当时全家人都强烈反对我到实验站来，说还不如到广东打工呢。”

　　“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感动了我”，秦琳说，当时想到在上世纪60年代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老一辈农业科学家都能坚持下来，与他们那时相比，条件还是要好一些。“就这样，在家人的一片反对声中，我坚持来到了这里。”

　　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

　　“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这也是实验站里所有人的愧疚。”今年54岁的蒋华斗在实验站里已工作24个年头了，他说，由于实验站比较偏远，他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站里，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每次回家，女儿都跟我开玩笑，说是乡里人回来了。而儿子考研后在等待通知时，到站里呆了一个月，但最后等到通知书时，竟高兴地说‘终于刑满释放了，可以离开这里了’。”蒋华斗说，站里生活的确比较单调和寂寞，年轻人没有一定的毅力是很难呆下去的。

　　本报记者 谢功梅 实习生 袁玉红 孔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