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农村想得太简单了”

　　　“我把农村想得太简单了”

　　农村的事情我会一辈子关注下去，但是想让我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觉得这不适合我

　　本报记者 鞠 靖

　　记者：当年为什么会考现在的学校而且选择做警察？

　　马永红：当时我的高考成绩是全校第一，我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书。西北政法学院这个是提前录取，也是一本，而且对身体条件和政治的审查要更严格，我是当年全县惟一一个被录取的。我觉得做警察好，可以惩治罪恶。

　　记者：你在高中阶段因为举报迷信的事情和镇上、村里有过冲突，现在的行为跟那件事有没有关系？

　　马永红：那是2002年，我上高二，我到镇上举报了村子里一个搞封建迷信的“神婆”，但是这个“神婆”很有背景，镇上和村里很多人来找我们家，要我撤回举报信，我虽然当时就是不肯，但是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还是撤回了。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分水岭，是我从自然人变成社会人的标志，我原来不关心社会上的事情，也不关注农村，从那以后我才慢慢觉得应该为我周围的乡亲做点事情，因此，我后来觉得那件事情做得是对的。当然，直到今天，这个事情对我的支农支教还是有负面影响。

　　记者：经过这些波折，对于未来的方向感到困惑吗？

　　马永红：在这次回乡之前，我觉得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只要农村群众欢迎我，我就应该好好干，干得轰轰烈烈再走。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还是难以融入这个地方。说到将来，我自己还是那三个方向：做一个警察，一边搞文学创作，一边搞支农支教。我想还是要有份好的职业，警察是个高尚职业，还是个正当职业，作家都不算是正当职业，混得不好还没饭吃。不管是做警察还是做作家，农村的事情我会一辈子关注下去，但是想让我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觉得这不适合我。

　　其实我也很想做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想法，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合兴村是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我知道自己应该先从小处开始。

　　记者：通过这些事情有没有得到什么教训？

　　马永红：这次回来这么长时间，我其实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一，我觉得建设新农村仅仅靠农民自己是根本不够的，要靠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需要外来力量的介入；第二，农村的事情真的太复杂太复杂了，真的还是应该更现实一点；第三，还是要和地方政府多多沟通，最好还是低调一点做事情。

　　记者：呆在村子里，平时你觉得孤单吗？

　　马永红：静下来，我很想我的学校，想我的同学们，希望能有一两个人来陪我。有时候，我也担心回到学校和同学们有点合不上，在这呆着，真要变成农民了。不过，孤独是理想主义者的宿命，坚持自己的选择，同时尊重别人的选择。不要追求一时名利，要潜到民间和底层，苦练，大修内功。想到这里，我的心里就明朗了很多。

　　记者：大家都认为你一个人难以改变农村，可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干呢？

　　马永红：原来我不相信社会有那么复杂，我常想，我不能改变整个中国，改变一个村还不行吗？事实上，就是很难！但是农民的热情感动了我，他们很支持我，我敢做敢当，我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也算是一种收获。

　　记者：你有什么很崇拜的人吗？

　　马永红：政治界我崇拜朱镕基，思想界我崇拜马克思，我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什么主义，但是我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在文学上我崇拜路遥、金庸，我很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同学们都说我有英雄情结，我也很想做英雄，如果我的支农支教能够改变这个村，那我就是英雄了。

　　记者：很多人担心你是被人利用了，你觉得呢？

　　马永红：利用我？哈哈！包括我们系党总支的李书记都说媒体是在给马永红挖坑，让他跳，把他捧很高，到时候他会摔死。我看，他们把我当傻子了，我和媒体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我制造新闻，而且传播出去也不是坏事，这样支农支教可以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其实在村里也一样，我也不简单，他们那些人为我跑来跑去，我也不给他们什么，我被他们利用？

　　(本文采访整理自2005年11月到2006年1月的三次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