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今赴湖南见卖花女童父母望获救助授权

2日凌晨1点左右，李月和王秀秀去五道口的酒吧卖花。北大学子今日将南下湖南，争取说服孩子父母，早日将卖花女童送上回家之路。

　　本报讯 “去湖南说服卖花女童的父母，让这些孩子回家读书。”昨天下午，北大学生江燕等得知相关部门很难解决卖花女童问题，决定今天赶赴湖南，劝说王秀秀等四名卖花女童的家长，本报记者将随行采访。

　　学子蹲守防“姑姑”搬家

　　“蹲了一天，怕大人带着卖花女童搬家。”昨天下午，海淀西苑出租房院门口，张海洋坐在小马扎上，盯着进出的行人。北大学生张海洋称，这里就是卖花女童住的地方，他们担心“姑姑”等人看到报道，带着女童搬家。

　　昨天早上8时，江燕和谢辉骑着自行车、带着小马扎赶到西苑出租房院门口。中午，两人在街边小摊儿吃了午饭，继续值班。

　　江燕说，前晚，卖花女童李月打来电话称，5名女童都想回家。他们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能够最快速的解决这件事情的办法就是取得孩子父母的认可”。江燕决定去湖南，他相信只要见了孩子的父母就一定能说服他们。

　　法学教授关注女童问题

　　江燕说，如果能得到父母的授权，就不用担心“姑姑”的阻挠了。而之后法律上的事情要依靠专家的介入。至于这些女童的学费和生活费，江燕称可以通过公开募捐等方式解决，也希望社会上更多人帮助他们。

　　北大法学研究生闫翠翠称，学校一些法学教授非常支持他们的行动，表示卖花女童的解决在法律上存在空白，很有研究价值。

　　闫翠翠说，把李月等卖花女童送回家后，他们准备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卖花女童问题的全国性调查，若调查资料翔实，北大法学教授将把材料转交全国人大。“这会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闫翠翠说。

　　■部门回应

　　救助女童遭遇法律空白

　　工商城管等部门表示，赞同救助但问题很难彻底解决

　　本报讯 昨日，本报记者就救助卖花女童一事，走访了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各单位都赞同北大学生的行为，同时表示由于相关法律的空白，很难彻底解决卖花女童问题。

　　「劳动部门」

　　处罚只能针对用人主体

　　海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大队张队长称，劳动监察部门按照《劳动法》等法律进行行政执法，而《劳动法》规定的是用人单位和员工之间权义关系，如用人单位对员工有违法侵权行为，劳动监察部门可以介入进行维权。用人单位首先要有营业执照，而卖花女事件中的“姑姑”没有营业执照，属于自然人。从执法对象来说，按照《劳动法》不属于用人主体，不能进行处罚等相关处理，否则涉嫌违法行政，劳动部门只能对“姑姑”进行说服教育。

　　「工商部门」

　　游商应由城管部门管理

　　海淀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值班室人员说，工商部门针对有固定经营场所的营业机构进行管理。若“姑姑”雇用孩子在房子内卖花，工商部门可以无照经营对其进行处理，但这些卖花的孩子属于游商范围，应由城管部门进行管理。

　　「城管部门」

　　最多只能处以千元罚款

　　中关村城管分队队长周军说，城管职责是查处流动商贩，没收流动商贩的物资。“我们只能没收卖花女童手中的花。”周军说由于卖花女童一般都未满14岁，所以不可能对她们进行处罚。如果卖花女童向他们举报“姑姑”的话，他们会对“姑姑”进行询问，如果“姑姑”承认，他们也最多只能处以1000元的罚款。“再进一步的惩罚我们就没有权力了”。周军说像“姑姑”这些人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而且卖花女童的卖花时间正好是城管的休息时间，所以更拿她们没办法了。

　　「民政部门」

　　卖花女童暂不属救助范围

　　海淀区民政局办公室人员称，民政局救助范围是生活无着落的在街头流浪乞讨的人员。这些卖花的孩子具有特殊性，是有组织的，被幕后指使者当做赚钱的工具，这种行为违反了义务教育法、劳动保护法、城市管理规定。要解决问题，先要相关执法部门处罚幕后组织者。此后，如果这些孩子独自流落城市，可以向民政部门求助，救助部门会向当地政府部门核实后，可以资助其返回家乡。

　　采写：本报记者 耿小勇 张寒

　　摄影：本报记者 王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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