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匹纯血马被施安乐死调查：从官马到民马

　　北京通顺赛马场还在继续处理他们的赛马。没有赢利来源，每养一匹纯血马，他们每天就损失几十块钱。每匹马都要配备专业骑师、练马师，还有兽医。平均一匹马每年光饲养成本要2万多元，“赛马竞猜”没有被叫停的时候，这些马是最出色的“印钞机”;但现在，它们是累赘。

　　记者◎朱文轶

　　一场赌博

　　有一天如果博彩赛马可以被默许，如果有足够的投注额，每匹纯血马每天可以帮他们挣回500甚至1000块钱。这不止是利润回报，还将是国内现代马业的开端。至少，澳门马会执行董事、香港建恒集团董事长郑榕彬5年前投资这个马场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对于一般的马来说，10岁都不算老，许多20多岁的马仍然可以健步如飞。而这种专门用于赛马的纯血马爆发力强，神经系统异常灵敏，却早熟，7岁以上就过了最佳的竞技状态。因此一个赛马场没有上千匹马的置换、储备量，根本无法应付淘汰率惊人的赛马生产。专业人士李刚说，“北京通顺赛马场”一上马就引进了2000多匹，这是把港澳赛马体制、技术、设施完全照搬到国内的赛马场，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风险性。

　　2000多匹马在从澳大利亚农场运往北京前，都要被喂饱了水和草料，这样在长途飞行中就用不着再特别喂饲了。“这是动用血本的飞行”，中国马业协会副会长、北京一家马术俱乐部老板王冀豫说，以一架波音运输机的运量，一次最多运载80到90匹马。2000匹马要分20多次才可以运完。最普通的一匹“英纯血”进口成本也要上千美元。2000匹马中至少要有8匹左右的种公马才能完成马场的基本配种要求，公马的身价更高，每匹超过百万美元。“再加上昂贵的空运费，一匹赛马平均下来的引进费用在1.5万美元左右。”

　　看中赛马这个“赌盘”的远不止北京通顺赛马场一家，不过通顺赛马场下了最大的注。中国马业协会高级顾问刘少伯说，以90年代初广州赛马会为标志，中国的赛马事业曾经有过一段短暂高潮，但由于体制不健全和缺乏有力的调控监督，最终还是停赛了。1992年起，广州赛马场陆续由香港、澳门引进退役赛马，但是引进的纯血马皆为骟马，不能繁殖，长期引进成本较高。1995年是国内引进纯血马进行自行繁殖最活跃的一年，大量纯血马以这种最昂贵的运输方式从新西兰、爱尔兰等地进入深圳。1997年，郑榕彬的香港建恒集团联合中牧集团成立了北京华骏育马有限公司，并在4年后加入了这场冒险。

　　练马师陈同说，一匹赛马每天要吃3顿日粮和4顿饲草，定时、定量供应，但各队的饲养方法都有区别。日粮就是精饲料，有玉米、燕麦、麸皮等，有时要加一些胡萝卜、苹果、蜂蜜、鸡蛋和麦片等，每顿“饭”的重量约4公斤左右。此外还要根据兽医或一些科研机构的配方，在日粮中补充盐、钙、维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微量元素。这些配方会因季节、训练科目、运动量的大小不同而作出调整。赛马的日常饲草有苜蓿草、青甘草和羊草等，上草的时间、次数也会根据训练和比赛的情况作出调整，每天夜里要多给一次。一匹马一天的粮草成本约为25元左右，大赛前一天要吃掉50到100元。一些成绩出色的马要格外照顾。兽医在赛前要给马匹做一次血糖检验，看它身体里缺少什么，去采购经权威部门检验允许的添加剂，提高马匹的状态和运动成绩。一些进口的添加剂要价很高，食用一个月往往相当于平时半年的口粮钱。“投入不光在食物上，马术队要每隔三四个月给马打一次虫，每隔40天左右换一次掌。以前对赛马的保健主要依赖兽医的眼光、经验和饲养员的观察，现在可以不定期地为马做化验、胃镜检查和CT扫描。”

　　在竞猜赛马被叫停前，每个开赛日有上千人投注。王冀豫说，通顺马场差点被搞活了。竞猜火的时候，一天刨去投注额，马场有上百万的利润。要是这样，那些开支根本算不上什么。但是现在，每一匹马都是通顺赛马场的一个沉重包袱。

　　从“官马”到“民马”

　　王冀豫说，这次“杀马”很像80年代大范围杀马的历史重演。

　　李刚说，中国现有马匹不到1000万匹，倒退几十年这是国家的一笔财富，而现在这些马匹已基本上没有多大的用途:马作为人们生产、生活、交通、战争的工具已被机器所代替，国内马术用马也被国外培育的马术专业用马所取代，国际上通用的赛马马种纯血马也基本上占据了国内赛马市场，国产马目前只在一些马术俱乐部和旅游景点供会员和游客骑乘，而这个市场又太小了。“几百万匹马闲置着，它们既没有发展经济的用途又不符合专业体育用马的标准，而作为休闲娱乐用马，它们又不够漂亮。”

　　这是上一轮“杀马”的结果。王冀豫说，建国后在毛泽东“要养能够打仗的马”的政策指导下，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建立了相当完备的马政系统，分属后勤部和农业部管理。“我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大批从苏联进口马种。比如，奥尔洛夫马在牡丹江、大山、山东上饶和承德地区分别养了4个种群。为了保证血统，不出现杂交，不同的种群都在不同的马场饲养。1964年由罗瑞卿亲批，最后一次从俄罗斯以每匹10万卢布(合25万美元)的价格进口了4匹奥尔洛夫‘种公马’，分属4个亚种。”1977年是中国马匹数量最多的年份，达到1145万匹，是世界第一养马大国。

　　王冀豫说，1985年，国家农业部开始取消对养马的财政补贴。当时，全国22个马场每年需要的上亿元投入全部来自国家财政。离开财政支持，这些马场几乎全部难以为继，“一些马场挣扎过，也向地方财政求助，得到过一小部分补贴，但都没撑过一年”。

　　在保有马非常吃力的时候，22家马场开始了和20年后北京通顺赛马场惊人相似的举动:大批量处理存栏马匹。王冀豫说，成批的马被卖给“牙行”(牲口贩子)或者直接向市场销贩，800块钱一匹。1984年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通货膨胀，一个工人的工资超过了100块，一台电视机在当时卖2900块。“800元的马价显得极为低廉”。

　　王冀豫说，这些马匹绝大部分被屠杀用于制作加工马肉了，“后来，一些生马收购商的要求甚至变得极为苛刻，他们只收体重650公斤，肩高1.55米以上的大马。这些马专门被用来取出里脊，速冻后出口日本”。

　　到这一年底，由政府财政供给的“官马”就以这样惨烈的方式退出历史了。刘少伯说，牧区是用马最多的区域，马匹也在下降，年轻牧民热衷于摩托车。云贵川山区本来交通运输依靠马帮，现在铁路、公路修到了山区，马帮成了展览品，大量淘汰。其他农区一些不堪重负的役马，死伤也无人关心，一匹马还不如一只羊值钱。“中国养马业经历了空前的困境，政府保了五六十年的基因库，也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培育的品种，黑龙江挽马、吉林挽马、铁岭挽马、辽宁挽马在瞬间都消失了。全国的马减少了29.5%。”

　　政府退出马业的同时，以“免税”政策的优惠条件鼓励民间养马。“奇怪的是，‘官马’过渡到‘民马’这个过程很快地就一步到位了。”王冀豫说，马便宜了，经营马场成本低廉，个人行为就突显出来。他说，几乎在“杀马”的同一年，北安河的农民以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办了一个马场;冰河在原国家马场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全民所有制的马场;北京圆明园里一个个体户开了马场;北京楼梓庄，一个外国人和他的中国妹夫合办了京驹马场。王冀豫最早接手的北京稻香湖马场也是在那一年建的，马的来源是从蒙古锡林郭勒骑兵二团以连马带鞍250块钱一匹的价格买入的22匹现役军马。

　　几年时间，光北京就出现了上百个大小马场。只是，新一轮市场淘汰对这些被繁殖的马匹是更残酷的生死规则。

　　赛马之死

　　那些去年年底通顺赛马场淘汰的纯血马被拉到空地上，麻醉安眠后再注射无毒药剂，堵塞赛马的动脉，最终使其休克死亡。据说，这种按照国际惯例对淘汰的赛马实施的“安乐死”是目前最“人道”的处理方式。

　　与这些“不幸”的马相比，另一些马因为赛绩优秀被选为种公马则身价倍增。王冀豫说，一匹著名的纯血种公马，配种一次可以净收15万美元，一年可以配近万匹马。

　　“马死前是不会流泪的”，王冀豫说，但是它们知道恐惧，会表现得极为无奈，“我们养过马的都会知道，那一天，它会异常老实，百依百顺，它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生机。”

　　民养之后，产业化的大规模淘汰在马场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王冀豫说，1985年和1986年，北京所有跑马场都火爆得不得了，1块钱一张票，到马场骑马的人多得排队，一天下来流水到过2000多块钱。马的日子也好过一些，因为骑乘娱乐用马，对马也没有太高要求，稍微差一些的马也都用得上。“因为养马骑马风行，1986年5月1日，圆明园马场的个体老板邓京城还在地坛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民间赛马，也没有专业骑手，观众下来骑，全是北京本地的小青年，都没骑过马，开赛后又刮起了风，马就东奔西窜地乱跑，还有往后跑的。就这样，整个比赛还座无虚席。”

　　但马和马场的好日子一年后就结束了。王冀豫说，1987年马场越来越多，粮食、地租、水电都贵了，市场又出现萎缩，很多方寸之地的马场就经营不下去了。

　　倒掉的马场小范围地处理掉了自己的养马。刘少伯说，也就在同时，成本更大、收益更大、风险也更大的赛马场在全国出现，它们无不看中了国内赛马的潜在市场。而那些被培育的纯血赛马则是赛马场雄心勃勃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是这个大赌局的全部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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