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三毛流浪记：流浪性格难以适应学校(组图)(3)

　　要求太严？还是野性难驯？

　　在选择学校时，谭姐经过一番周密考虑：如果在闹市区大石镇读书，家骏很容易和调皮的大孩子打成一片，在一年级难免会受歧视。最终，她联系了和外界联系甚少的大刀沙小学，那里民风纯朴，环境单纯，对家骏安心读书有好处。送家骏上岛后，谭姐靠电话了解他的近况，平均每周见他一次。林家骏读书的疲态很快就上来了。谭姐不想纵容他，始终强

调林家骏一定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是谭姐的要求太严格吗？是和林家骏的沟通不足够吗？还是流浪的少年心里的“瘤”太难根除呢？谭姐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她也很无奈：“我不得不要考虑个人的情况，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和家骏的母亲有关系，我担心以后事情会越来越复杂，超出我个人能力范围，我无力承担。”

　　与谭姐一样助养过流浪儿的广州梁先生深有感触——“苗子长坏了，很难扶得正”

　　谭姐助养“现代三毛”的故事，在广州还有一个很相近的版本，那就是梁先生和刘小亮。因为这段缘分，谭姐和梁先生交上了朋友。

　　河南人李永庆在天桥附近擦皮鞋，四年内见过太多被毁掉前途无法回头的孩子：“见得最多的就是爸爸坐牢，老妈跑了，孩子10岁出头跟人来了广州。在火车站一带，会有人专门养这样的孩子，供吃供喝，养不下去了，两三百块再卖给第二个，等到十三四岁了，就逼着他们去偷去抢。干到十八九岁，他又开始带第二代。”

　　梁先生和他助养的刘小亮，是颇为出名的羊城新闻人物。刘小亮跟着老乡从四川一路流浪到广州，捡垃圾维生，在梁先生的货运公司露天住了两年。梁先生好心收留了他，让他在公司里免费吃饭，睡办公室。

　　贫穷家庭

　　拒绝流浪儿回家

　　问清楚他的身世后，梁先生想办法找到了刘小亮的家里人。在两地媒体的见证下，去年12月，梁先生千里迢迢送刘小亮回到四川达县。没想到，刘小亮的爷爷在见面半小时后，就将孙子亲手“还”给了他：“还是让小亮跟着广州的老板吧，家里太穷了，养不了他。”无奈之下，由当地公安部门见证，梁先生和小亮的家里人签署了一份“临时委托书”——“算是证明了，他家里人主动自愿把孩子交给我养。但是意外事件我不承担责任。”

　　梁先生资助过的流浪儿不止刘小亮一个。和刘小亮一起捡垃圾的还有个18岁的男孩，梁先生给他在货运场安排了一个工作。但3个月之后，他先是嫌工资不多，炒了梁先生鱿鱼。找不到饭吃又回头，梁先生答应他重回岗位，却发现他不住在公司宿舍，单个搬去和以前的一些并不太正经的朋友租房子，后来四处借钱。梁先生当机立断，结束了和他的联系。

　　经历过江湖风雨的梁先生总结了一句：“有的苗子长坏了，很难扶得正。10来岁这段时间对人的一生很关键。”

　　犯罪集团

　　瞄准流浪群体

　　刘小亮无疑是流浪儿中较为幸运的。试想，那些被人逼着走上偷抢之路的孩子……广州有多少？

　　河南人李永庆对一个安徽的男孩子印象很深，十二三岁到广州，被一个吸白粉的“收”了做小弟，开始是让他讨钱，然后是偷手机、抢链子抢包，被警察抓到过，过了几个月又出现。李永庆说：“这样的小孩，到了这个年纪，真的没什么法子能让他走正路。要是刚出来的时候就能送回父母身边，那才有用。”

　　助养人

　　权益谁来保障

　　流浪街头的孩子，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命运格外坎坷。怪他们的父母吗？梁先生摇摇头表示不完全赞同：“人穷志短，现实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同时，助养人在做善事之时，不是没有苦衷。谭姐和梁先生都有过相似的担心：“孩子交给我来助养，万一丢了，如果出了事，自己伤着碰着，助养人怎么也脱不了关系。要是有一天，孩子的父母找上门来，甚至可能做出过激行为，助养人的权益又有谁来保护?”

　　-专家观点

　　失职父母应定“遗弃罪”

　　中山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鲁英，常年从事妇女、儿童的维权工作，对于流浪儿童的权益保障，她从道德和法律等层面进行分析。

　　鲁英认为，对于不尽义务的父母，应该有公诉单位以“遗弃罪”提出起诉，不能“不告不理”。对于确认了不具备监护能力、未尽到监护职责的父母，国家执法机关要依法切断子女与其父母的关系，对未成年人进行国家收养。国家应鼓励开办民间福利院，一定程度解决这批未成年人的出路。

　　鲁英建议，《收养法》要重视收养人的权益，法律保护收养人的人身安全、财产、个人权益不因收养受侵害，当被收养人的家人对收养人构成骚扰时，执法机关要提供禁止令、拘留、司法救济等解决方法。对于助养关系，鲁英觉得完全可以通过协议方式进行确认。一旦违反协议，提供助养者有权单方面解除、中止助养关系。（本专题撰文 时报记者 游曼妮 本专题摄影 时报记者 朱元斌）

　　来源：信息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