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的意外死亡 一场未能完成的营救(组图)(3)

　　困境中的棉袄队

　　第一个知道“单飞队”出事的，并不是“可乐瓶子”，而是同样在进行库布齐沙漠穿越的另一支在“绿野”上发起的队伍，按照惯例，这支队伍以领队的名字命名为“棉袄队”。

　　“棉袄”也是活跃在“绿野”上的“老驴”，他是分两个队来招兵买马的:一组是18人组成的“穿越队”;一组是不进入沙漠，只在外围进行活动的“休闲队”，有12位队员。

　　一位驴友说，报名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心态不一，有人是想结交朋友，有人则因为热爱这种生活方式，也有的人想通过更多的活动建立自己在这个圈里的“资历”和名气;通过网络组成的户外运动小组，互相之间以网名相称，“我们从不打听对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除非特别相熟的朋友，不打探彼此的真实姓名和职业似乎也是一种默契。对这个团体内部而言，各种眼花缭乱、怪意迭出的网名是他们彼此认知的唯一符号。大家没有共同的工作或生活经验，在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后，对彼此的信任和协作都是一个考验，发生意外时尤其如此。

　　棉袄队”包了一辆金龙车，从北京直奔库布齐。“棉袄队”的穿越路线是从夜鸣沙到七星湖，与“单飞队”正相反。

　　5月2日上午，“休闲队”与“穿越队”分手。“穿越队”18位队员进入茫茫沙漠中。到了下午，“棉袄队”已经开始有人显出疲态，“艰难的行程让个别队员开始动摇了”，“穿越队”成员之一，“阿尔的向日葵”回忆。

　　17点左右，右前方的沙山上出现了几个人影，原来是天津大学的两个队员和4名警察。有13位队员的“天大队”同样是在“绿野”组队的，不料在1日刚进入沙漠后便遭遇险情而不得不向外求救。看到灰头土脸，一脸狼狈的两位天津大学的队员，“棉袄队”不少“新驴”有些军心动摇，一个女孩想随警察一起撤出，但被领队“棉袄”劝阻。警察叮嘱“棉袄队”队员别再出问题后告别而去。

　　“棉袄队”的一个队员后来回忆，天津大学的队员当时“竭力要求我们去救援，送水和食物”，领队“棉袄”和“羚羊”决定，“先带大家继续前进，扎营之后再考虑救援的事情”。晚上19点，扎营后。“羚羊”从全队中省出5升左右的水和一些食品，同“小澍”一起连夜送过去。“羚羊”和“小澍”在沙漠里找到天津大学的队友，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并没有接受这些帮助。或许出于示威心理，“羚羊”当着他们的面把水倒进沙漠里，把食品的包装袋撕开，把里面的食物倒进沙漠里埋掉。

　　5月3日下午14点多，在外围等候的“休闲队”队员“无花罂粟”接到了“单飞”的电话，告知队员小倩晕倒的消息。“罂粟”是“单飞”以前便熟悉的朋友，“罂粟”马上把电话交给了队友“外科医生”——在阜外医院工作的孙宏涛，孙宏涛在电话里指挥如何对小倩进行抢救。

　　“单飞队”队员出事的消息，让后方的“休闲队”队员开始紧张;这时从前方传来的消息，又让他们对自己“穿越队”的安危开始担忧。

　　在“单飞”向“棉袄”求救之际，“棉袄队”自己也遇到了极大困难。5月3日开始的穿越远比想象的困难。“很多队伍都是靠网上流传的攻略制定计划，攻略上写，两天可以走完全部行程，但真正进入后发现，两天才走了一半”，“休闲队”的一员“天大的笑话”告诉记者，原来几个GPS点，在地图和攻略上显示是戈壁滩，但实际上确是沙漠。这给穿越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这时队员的体力以及补给都开始出现严重问题。队员们的意志开始松懈甚至崩溃，领队“棉袄”决定，启动紧急预案，放弃穿越计划，从穿沙公路横穿出去。

　　“我那时的水只剩下几口了，严重中暑，坐都坐不起来，几公里的路程对我来说几乎是天文数字，那时我都放弃了……”“小魔鬼”是“穿越队”的一员，他已完全绝望，“我想我是走不出去了”。

　　“休闲队”也开始拨打电话，替“单飞队”报警。报警并不像他们期望的那样顺利，库布齐在行政区域属于杭锦旗，但在自然地理上更接近乌拉特前旗，报警电话在这些地点之间转来转去，期间又被要求打到临河市鄂尔多斯公安局以及内蒙古公安厅，也有队员尝试着打到北京110、全国假日办等。

　　外围的“棉袄队”的“休闲队”队员们一边担忧着“单飞队”小倩的生死，一边焦急地等待着“穿越队”的消息。

　　施以援手的“愣灯”与雪佛兰车队

　　5月3日晚上18点多，正在焦急寻找急救药品准备带给“单飞队”的“可乐瓶子”，碰到了刚刚从沙漠撤出来到七星湖度假村调整的“愣灯队”。他们刚刚从沙漠出来，已将近30小时未曾休息，9个队员手中有两部GPS，刚刚喝了一口茶，菜还没上。

　　“愣灯”的完整网名是“咩愣灯”，常被误认为是男孩子。“我是去年‘十一’来库布齐，因为走错路没穿成，今年不甘心想再走一次。”“愣灯”也在“绿野”上发了征集贴，响应者以女孩儿居多，“好像女孩子冒险精神比男孩子更强”，“愣灯”感觉，应征者大多是高校学生或公司职员。

　　“愣灯”原本是想找别人带着穿越库布齐，但在所有报名者当中，她成了最有经验的人，迫不得已当了领队。像“单飞”一样，“愣灯”也组织拉练筛选，两次下来，剩下9人成行。

　　“愣灯队”5月1日到达包头，2日开始徒走，“因为天气太热，根本走不快”，晚上，“愣灯”和几位体力稍好的“骨干”商量:照这样的速度走，肯定5月4日才能走出去，但剩下的水根本维持不到那么长时间。

　　“愣灯”自认为是一个把目标看得很重的人，“如果不看重，我就不会第二次来库布齐了！”她笑着说，但这一次的领队身份让她多了些责任，另外，一旦水出现问题，再要求救援的话，作为老驴友，也会感觉在这个圈子“很丢人”，所以虽然感觉很遗憾，但她还是和队友一起决定下撤。“这条线路的成熟就在于，它很容易下撤到安全地带，”“愣灯”说。

　　知道“可乐瓶子”要到沙漠深处救助遇险的“单飞队”时，“愣灯队”队员立即把自己的GPS、手台以及两个手机都借给了“可乐瓶子”。“愣灯”在“绿野”上知道“可乐瓶子”，但并不认识。

　　“那一天，我正在度假村休息，听说沙漠里有人中暑了，那几个人正商量要出发，我看见‘可乐瓶子’带着一个保安模样，说是学过几天救生知识的人就要走，我赶紧拦住他们，‘这可不行，我们这里有医生！’”被称为“跳姐”的李珊与丈夫“跳哥”刘宁都是北京雪佛兰“开拓者”车友会——“开拓旅”的一员。今年“五一”，车友会组织了18个队员，开着7辆“开拓者”到了库布齐。与那些“自虐型”的驴友不同，快人快语的李姗形容自己的队伍是“典型的腐败游”，每辆车配有车载电台，甚至还带着发电机，以便沿路发电照明或者给笔记本电脑充电。

　　李珊所说的医生，是指“开拓旅”队友以前学过中医的“一刀”，此时，刚刚从沙地里跋涉回来的“一刀”刚在营地泡上功夫茶，还没来得及喝，从手台里听到对岸的李姗传来要救人的消息，“他一听说有人病了，立即起来，向队友们征集药品”。但队友们所带的应急药品也并不齐全，另一队友“丛林大王”立即驱车将他送到度假村。

　　短衣短裤的“一刀”跳上了“可乐瓶子”从度假村找到的一辆沙地摩托上。“夜晚的沙漠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我找的还是度假村最好的司机——不是什么人都会沙地驾驶的，但黑暗看不清沙丘起伏上下的走势，中间摔了好几次。”坐在后面的“一刀”随时做好摔下来的准备，后来开玩笑地告诉朋友，他恨死那辆摩托车了。

　　“开拓旅”的其他队友也分成几组，各自忙活起来。队友老邓动用自己的关系，从度假村的大老板到内蒙古自治区的高层领导，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都打电话敦促了遍，一直打到后半夜两点多，告知有关部门事态的严重性。

　　营救

　　“单飞队”的事实陈述显示，21点45分，“可乐瓶子”、“一刀”坐着司机小杨驾驶的沙地摩托，一路跌跌撞撞地找到了“单飞队”。“当时那些队员们的情绪和状态都不是很好，看到有人过来，他们的情绪还振作了一些。”“可乐瓶子”回忆。

　　此时的小倩已在睡袋里静静地躺了近8个小时，眼睛仍然睁着。“一刀”检查了一下，发现瞳孔对光照已没有反应。“单飞队”的事件经过表明，小倩在下午16点便已瞳孔放大、脉搏十分微弱。虽然有队员开始低声哭泣，但大家仍坚信小倩还有希望，轮流为她做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

　　“可乐瓶子”原来的想法是，找到“单飞队”，将小倩接出来医治，但此时的小倩生命迹象已非常微弱，必须靠人工呼吸才能维持;讨论后决定:“一刀”留下陪“单飞队”，“可乐瓶子”和司机到外面带强心针和请外边的医生进来。“可乐瓶子”留了一瓶半的水给“一刀”，再次投向黑漆漆的沙漠中。那一晚上，“可乐瓶子”的电话打了500多元。

　　“因为沙丘地去的时候是缓坡进，陡坡下，回来的时候就是陡坡上，缓坡下，坡冲不上来，我也很着急，说直冲，结果先冲一脚车就翻了。翻了一回车，所幸人员无大碍，钻了一头沙子，起来再走。”走了一段时间，又翻了一回。这回比较严重，司机的腿挤伤了，“可乐瓶子”也被倒扣在里面，GPS都埋在沙子里。这时候“可乐瓶子”也开始紧张，“我一再提醒自己:我们是他们的一个希望，可千万不能出事！”

　　勉强向前走了5公里，摩托车电瓶没电了，此时距离在穿沙公路准备接应的队友还有5公里。这5公里“可乐瓶子”靠自己完全可以走出去，但他又不能把受伤了的司机丢下，于是，“可乐瓶子”和司机只好呆在沙漠里，等着外边的救援。

　　此时已是深夜，GPS毕竟有误差，“可乐瓶子”怕万一沙子刮起来，明天找不到这辆摩托车了，他把车窗拆下来，插在沙丘最高处，又把身上红夹克衫的袖子撕下来，系在上面。为了保持信号畅通，他和司机小杨必须一直呆在最高的沙丘上。沙漠到了晚上特别冷，风又大，“可乐瓶子”于是和司机在高高的沙丘上相拥而睡。

　　被单独留在了“单飞队”的“一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成了“单飞队”的一个镇静剂。事后“一刀”告诉“开拓旅”的同伴，当他看到小倩的瞳孔对光照无反应时，内心已经做出最坏的判断。但那个时候，他更担心的是其他11名队友的安全，试想如果在大半夜告诉他们这样不好的消息，这些孩子们的精神肯定一下子就垮了，难以想象那时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于是“一刀”还是让大家齐心协力地继续救治，“他说这个团体只有在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时才是团体”，“一刀”在事后并不愿意面对媒体讲那段经历。

　　10公里之外的“单飞队”，与5公里之外的“可乐瓶子”，都只能等待着正在穿沙公路上的队友张文婷等人的帮助。过了深夜12点，旗长和一些领导也陆陆续续赶来。凌晨3点左右，张文婷听到一位领导模样的人说:上级可能派直升机过来。她赶紧把消息通过“可乐瓶子”告诉了“单飞”，“我不想让他们失去信心”，那一端，虽然对小倩的人工呼吸已越来越困难，但“单飞队”队员们互相鼓励着不要气馁，一架民航飞机经过时，队员们误以为是直升机接近，点燃了帐篷等易燃物，发出求救信号。“外面的消息传来，鄂尔多斯没有直升机，只有从北京军区调，天亮之前来的希望很小。”事后，关于是否应该派直升机成了网友们争论的一个焦点，有一网友写文章指出，直升机在沙漠地区降落的操作难题以及调动直升机的实际层面的困难，指责一部分网友的想法过于天真和幼稚。

　　凌晨3点12分，在穿沙公路集结的政府救援队伍，决定派人进入沙漠。张文婷与刚从沙漠出来还未好好休息的“愣灯队”大增，跟随警察向沙漠走去。“警察对环境比我们熟悉，他们穿着皮鞋，只是拿着一个手电就进去了。”张文婷回忆。

　　死亡

　　4点30分左右，“单飞”在为小倩做人口呼吸时，发现已难以继续，“小倩的额头已变冷”，10分钟后，“一刀”告诉队员们，已摸不到小倩的脉搏。

　　半个小时后，从杭锦旗公安局派出的驼队，在行进了近8个小时后，终于找到“单飞队”。医生为小倩注射了强心针，随后确认小倩已死亡，队员们抱头痛哭。

　　“早上6点，我接到景区电话，告知那个女孩已经死亡。”1小时后，走了4个小时的张文婷等人也与“可乐瓶子”会合，修好了沙地摩托。听说女孩已死，大家都默默地往回走。

　　“单飞队”队员为小倩擦净面部，整理衣着。把遗体放在骆驼上，7点20分，跟着驼队一起向最近的穿沙公路进发。

　　“开拓旅”的11名队员开着三辆吉普一直在穿沙公路逡巡徘徊，计算着“单飞”和“一刀”可能出现的点，期待着第一时间接上他们。那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的努力，还是没有挽回小倩年轻的生命。从5月3日下午14点30分到5月4日凌晨4点45分，“单飞队”为小倩做了14个小时的人口呼吸和胸部按压，从未间断过，以至于最后小倩的肋骨已断了数根。“棉袄队”的外科医生说，此前，他曾在电话里劝说“单飞队”队员放弃，但他们都不肯。“这样长时间地抢救，在医院里是很少见的”，为这次未能完成的营救更添了些悲怆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