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的意外死亡 一场未能完成的营救(组图)(5)

　　各种方案的失效

　　然而，谁又想到，5月3日下午16点10分传来另一支队伍更为急迫的呼救。

　　那天凌晨，救援小组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才回到杭锦镇区，把学生送到医院检查后安顿在宾馆，又在早上10点接待了前来带学生回去的天津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帮他们张罗着买

火车票，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达来之所以再次到夜鸣沙景区，是因为相关领导下来视察他们这次的救援工作，他们陪着领导到实地介绍。

　　所以刘永光所长到达夜鸣沙景区追问他的时候，达来确实感到有点无计可施了——整个局里面那些熟悉沙漠、能进沙漠救人的干警基本上都没有任何体力了，再进去自身都有危险。

　　达来还在揉着太阳穴想办法，独贵塔拉医院的王贵生院长已经赶到了，王贵生路上就和被困的队员不断联系，根据队员的描述，王贵生当时的判断是“可能有生命危险了，需要赶快去援救”。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急救如何才能最快的到达呢？

　　根据当时受困成员电话里的说法，GPS的显示他们被困的地点在北纬40度33分195秒，东经108度31分631秒，这个位置大概离夜鸣沙直线距离14.4公里，离七星湖有20多公里的距离。

　　显然时间已经急迫到让达来来不及思考了。达来一方面紧急通知回到杭锦镇区休息的畜牧局GPS的技术人员赶回夜鸣沙，同时也赶忙往上层领导报，一层层询问能否调到直升飞机。

　　这时候刘永光也在想办法:夜鸣沙风景区的沙地摩托车坏了，但是越野车还能用，能否用越野车呢？虽然风景区的经理否定了刘永光的想法，但是他还是坚持要一试，叫上经理开着越野车往沙漠腹地里开，开了不到两公里，因为沙丘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陡，一个踉跄，底盘太高的越野车倒头栽下——事实证明越野车是不可能抵达的。刘永光只好往回走。

　　刘永光回到景区的时候，达来书记告诉他，“上级领导正在做努力”。但是总不能坐着干等，而且调飞机根本没有把握。达来临时决定用骆驼带紧急救援小组进入。他算得很清楚，“人在沙漠的体能极限是8公里，8公里内人走比骆驼快，但是8公里后人几乎都走不动，一核算，14.4公里用骆驼走最合适”。夜鸣沙有四峰骆驼，区别于第一次的情况，这个位置没有其他路能用车通行的，这些条件一推算，骆驼成了首选。

　　4峰骆驼，为了赶速度就只能去4个人，一个拉骆驼的向导不能少，一个医生——王贵生院长，再加一个畜牧局的GPS技术人员，就只能去一个干警了——最终选择的是万双喜，他从小生活在这片地区。那时候已经是将近晚上18点了。

　　看着骆驼队的远去，达来并没有放弃其他方法，他开始打电话联系七星湖的负责人。“对方告诉我，景区有一辆沙地摩托车可以用，我当时心里一阵狂喜，从七星湖骑沙地摩托车到他们被困的地方，大概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事情，于是我叮嘱他们千万帮我准备好摩托车，带着王贵生院长留下来的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的药物箱，开着车沿公路往七星湖赶。”达来对记者回忆到。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几个地点的分布，夜鸣沙的北边是独贵塔拉镇，独贵塔拉的正西边是七星湖，这三个地点刚好构成一个三角形，独贵塔拉到这两个地方分别有公路，而夜鸣沙到七星湖就是一片沙漠——也就是探险者受困的地方。从夜鸣沙到独贵塔拉大概20多公里路，再到七星湖还要45公里路，这种沙漠路，达来从夜鸣沙到七星湖最终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在达来正准备要赶往七星湖的时候，他又接到另外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是杭锦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张培林，张培林告诉他，指挥中心又接到另外一批游客的救援电话，受困的地方位置大概在独贵塔拉镇西边不远，他们总共是两队，30个人，原因是迷失方向和缺水。

　　手忙脚乱的达来根本来不及自己去处理，他只好交代刘永光，“这两支队伍就交给你和小唐了”，然后自己开着车往七星湖赶。车开到一半，手机又响了，是王贵生的电话，王贵生对他讲到，他们骆驼队行进了5公里左右，沙丘变得越来越高，万双喜所骑的骆驼因为沙丘太陡一个踉跄，差点踩空，竟把万双喜摔下，骆驼腿还踩中了万双喜的小腹。“抛下抛下，你们继续往前，赶快往前走，叫万双喜留在原地，我叫人去接应。”达来当时的脑子已经开始涨痛。

　　达来是过了两个多小时到达七星湖的，但是他到的时候，七星湖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沙地摩托车已经被一个游客强行拉走了，这名游客也是为了去救受困的“清华大学学生”的，同行的还有景区的一位中医大夫。达来当即问道:“他们有带药吗？”那工作人员回答道，好像没有。那时候达来简直着急到快发怒了，“没有带药去了能干吗？沙地摩托车使用的电瓶如果两个人骑的话，差不多就刚好到他们受困的地方，没带药，去两个人能干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依靠沙地摩托车再折返回来取药。”

　　达来着急地想和用骆驼出发的王贵生他们联系，但此时他们的电话却迟迟不能接通。

　　最终无法抵达的急救

　　那时候，根据王贵生院长对记者的讲述，他们正走进沙漠腹地，一点信号都没有。因为沙丘越来越高，随时有被骆驼甩下的危险，所以自从万双喜被骆驼摔下后，他们也下来走了。

　　事实上王贵生有3次差点和另外两个人走失。“因为在腹地没有信号，怕昏迷的那个游客病情随时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一个人不断往沙丘上爬——越高的地方信号越好，向导和畜牧局的技术人员则绕沙丘走，我们约定在沙丘过后会合。但是接连有3次，我因为体力透支，好不容易爬沙丘爬到顶，两只脚一起抽筋，抽到动弹不得，只好呆着休息，耽误了这几分钟，他们以为我早往前走了就着急要追，我只好扯着嗓子拼命喊，他们这才听到。想想就后怕，要是走失了，信号又不好，又没有GPS，沙漠里又多一个困在里面的人了，说不定连要援救都无从援救了。”

　　达来焦急到几乎是隔半分钟打一次电话，但是还是打不通。倒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是刘永光，他告诉达来，那两批30个人已经解救出来了。电话里刘永光很兴奋:“其实他们被困的地方不远，体力也有，就是迷失方向而已，我们才往里走，就碰到他们派出的3个出来探路的人，我们拿着他们的电筒，用棍子绑着，边走边摇晃，走不到几公里，就听到对方的呼应声了。”当时是晚上22点多。

　　但是达来真正着急的还是那个有生命危险的“清华大学学生”。他刚挂完刘永光的电话，局里另一个电话来了，告诉他“总参已经答应帮忙从河北保定临时调直升飞机了，不过那边说因为要加油等准备要明天凌晨才能起飞”。

　　凌晨起飞？到这个时候达来已经想不出任何办法了。他心里想，或许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过还是要做好后续的准备，他就拿着GPS和其他民警一起会合，开着车不断沿着沙漠边缘绕，看能不能找到被困队员走出沙漠的最佳路线。

　　凌晨3点30分，最终确定了从被困地点到沙漠北面的宁布湾是最近的距离——步行只要4个小时，但是此时救援队能做的只能是等待了。这个时候，杭锦旗副旗长付建奇带着旗里医疗救护组，公安局政委王德强带着支援民警也赶到宁布湾了。

　　王贵生他们的电话还打不通。会不会出事呢？在这个过程里，被困的那群人不断打达来书记的电话，几乎用企求的声音说，“快来救人快来救人，她好像快断气了”。

　　王德强政委没有办法就这么干等下去，和达来商量决定再派第三支救援队，带着沙地摩托车的电瓶以及药品、食物、水从宁布湾步行进入，这支队伍的任务就是，看到受困的是谁就帮谁，带队的是在援救天津大学学生时候筋疲力尽的格里力——实在没有其他更熟悉沙漠的人了。

　　终于在凌晨5点，就在格里力他们赶到离被困地点2公里处，看到那辆翻车的沙地摩托车和热心援救的游客及七星湖景区中医——他们的车因为电力不足终于翻到在返回取药的路上。达来接到了王贵生院长的电话，王贵生在电话里说，他们已经到达受困地点了，听到这句话达来激动起来了，他着急地问，那怎么样，情况怎么样？

　　王贵生院长停顿了好一会才继续往下说，这些人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已经对昏迷的那个游客宁倩进行检查，“不过我到的时候她已经瞳孔放大，呼吸和心跳停止——”有将近3分钟，两个人对着电话谁也说不出话，达来，这个身经百战的警察后来对记者说，挂完电话他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和这些为了营救这个游客而赶来的、还在忙碌的人说，他张了张口觉得一阵鼻酸。

　　遇难者尸体最终通过骆驼驮出沙漠大概是在当天的10点10分，并于12点16分运往独贵塔拉医院。

　　独贵塔拉派出所所长刘永光负责了接下来的事，他安顿好被困队员们，又应宁倩父母的要求布置了灵堂以及联系殡仪火葬等事务。然而这还不是这次救援的结束。刘永光接连两个晚上没休息，到了5月5日23点才回到家，刚躺下准备要休息，电话又响了，“我一看号码，是王德强政委，心里想完蛋了，估计又出事了”。刘永光对记者说:“果然，王政委对我说，又有一批武汉游客被困在沙漠，需要援救，还告诉我，因为着急当时正在七星湖度假的62岁的原杭锦交通局白局长领着景区一个74岁的老汉自己去救人了，虽然白局长2000年的时候曾经穿越过这段沙漠，但是加起来都破百的这两人组合实在让大家揪心。”刘永光赶紧招呼上小唐又要出发，车开到一半，他接到白老的电话:“我们走到离他们报警的受困点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串脚印往外走的，我估计他们应该成功出去了，你确认一下。”刘永光联系了报警留下的电话号码，对方告知已经成功出来了，才舒了一口气。

　　根据刘永光的估计，今年“五一”期间试图穿越这段沙漠的队伍“应该有300多人”，说完这个数字，刘永光暗自庆幸地呼了口气:“还好，总算没有再出其他事。”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