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行动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途径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率课题组来深调研“关爱行动”，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关爱行动是构建和谐社会重要途径

　　核心观点

　　关爱行动通过“关爱”这个载体不仅使得更多的困难群体得到了帮助，也使得整个社会的正向价值观得到确立，这种关爱的思想不仅同中国传统的“仁”学观念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更与当前党中央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相契合。非常有必要对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实践模式进行理论性研究和总结，探索出一种关爱行动的长效运作机制，为全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深圳‘关爱行动’体现了一种互动互助、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关爱’理念，弘扬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构建

　　关爱行动是扶贫帮困的一种创新形式

　　“深圳‘关爱行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在全国引起了热烈反响，我也一直在关注关爱行动，对‘关爱’这一理念及其实践活动怀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李强教授指出，与全国其他地方的扶贫帮困活动、传统的扶贫救助形式相比较，关爱行动具有许多创新特点，体现了时代特色和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特征，是扶贫帮困的一种创新形式。

　　李强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扶贫帮困、扶贫救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几种类型：一是由国家审批的慈善型基金会。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等等，这些慈善型基金会带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其主要功能是提供救助；二是具有一定民间性质的社会组织型。如“绿色之友”、“地球村”等扶贫帮困组织，其民间性较强；三是类似初期的“关爱行动”的捐助形式，主要是一次性的扶贫救助活动。与这些扶贫帮困、扶贫救助形式相比，深圳“关爱行动”的覆盖性更强，具有许多创新特点。

　　首先，关爱行动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单向的简单救助，强调不仅仅是捐款捐物，帮扶弱势群体，而是倡导一种互动互助、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关爱’理念。在一个和谐社会里，每个人都需要关爱，也都可以关爱他人，富裕者有社会责任，贫困者也如此。在深圳，我们看到，通过关爱行动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关爱，又都可以去帮助别人，关爱他人。将传统的富裕对贫穷的单向救助，变成了一个全社会广泛参与、互动互助的爱心行动，不只是有经济能力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不只是贫困者能得到关爱，富裕者也可以被关爱。大老板、普通百姓和贫困户一样都可以关爱别人，同时也都是被关爱对象，参与面非常广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丛飞，他本身帮助170多名儿童免于失学，而在他生病期间，全社会又倾注了对他的关爱。

　　其次，关爱行动不是完全政府形态的扶贫救助形式，但政府在关爱行动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引导协调作用。关爱行动并非由政府“大包大揽”所有问题，可它也不同于传统的非政府主导模式（NGO）。它不但不排斥政府，而且关爱行动在其酝酿、初创到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引导，组建的专门机构“关爱办公室”承担着组织和协调的功能，动员了广泛的社会资源参与关爱行动。

　　再次，媒体在关爱行动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很好地将政府、媒介和广大公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关爱行动最为突出的一个特色和亮点。一是媒体和政府的结合，政府通过搭建一个平台，起到一个协调、倡导作用，而通过媒体的中介作用，凝集了全社会的力量。在关爱行动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与以往那种被动式报道完全不一样。深圳报业集团作为关爱行动承办单位，其所属各报刊媒体不仅是信息和新闻事件的报道者、传播者，而且成为联系关爱供求双方的桥梁中介，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为他们建立起联系。而媒体通过表扬和褒奖，树立好的典型，营造以正向激励为主的社会氛围，使得公众参与关爱行动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二是找到沟通政府、公众之间关系的结合点，政府对公众的很多诉求并不能够大包大揽，而通过媒体的力量，动员更多社会力量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同时，媒体还有监督作用，政府通过媒体起到了一种社会协调的作用。媒体在激发爱心、连接爱心等方面，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深圳开展关爱行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李强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关爱行动在深圳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全方位政府组织型社会，政府包揽一切。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道德和精神领域也处于不断地瓦解与建立的运动当中，中国很多的社会问题与之有关，如何使得二者能够得到平衡发展就成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最早实现改革开放、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圳，也是最先遇到这些问题，自然就会比较早地面对这些问题，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而关爱行动恰恰填补了这些社会的鸿沟与漏洞。

　　李强说，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深圳，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经济发达，已发展成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中产社会。一方面，随着物质条件不断改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在深圳这样一个以中产为主体的社会里，愿意关心关爱别人、有能力帮助他人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深圳又有几百万外来工，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从社会层面来看有明显的关爱需求，同时也有明显的关爱供给。具备了这些优势和条件，深圳最早提出并开展关爱行动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历来勇于创新的深圳人用一种中国老百姓能够接受的观念和理想，创造出一种走向和谐社会的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讲，关爱行动起到了一种“精神平衡物”的作用。

　　关爱行动要探索建立长效运作机制

　　李强认为，深圳关爱行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持久长效，使更多困难群众得到帮助，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必须探索建立关爱行动的长效运作机制。他表示，这也是此次清华大学组成深圳“关爱行动”课题调研组，专程前来深圳开展调研活动的初衷。通过对深圳“关爱行动”整体架构的研究，将一个实际的行动提升为一个值得全国借鉴的理念。

　　如何建立关爱行动长效运作机制？李强指出，首先要对关爱供求双方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什么人愿意提供帮助，哪些人又需要得到帮助，要把供方和需方的情况摸清楚，在此基础上探索完善运行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关爱行动长效机制，还要研究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的运作机构。“关爱办公室”这一临时机构承担着组织和协调的功能，随着关爱行动的深入开展，对于它的功能、定位和任务的研究也就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对这种社会公益事业到底采取怎样一种运作模式，既不要变成政府“大包大揽”所有问题，又能以有限的力量发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值得研究。“关爱办公室”更多地要起到协调作用。此外，关爱行动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保障其信誉度，保障捐助者即供方的权益，加强捐助资金的财务管理等等。在关爱行动的起步之初，也许这一点的重要性并未凸显，可一旦关爱行动规模越来越大，这方面就显得非常迫切和重要，惟有如此，才能在制度上保障关爱行动持久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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