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领在压力之下自发选择加班以公司为家

　　在公司没有号召，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他们在压力之下自发的选择了加班，并以公司为家

　　本刊记者/孙展

　　宁静说，我想跳槽，但我不敢。

　　作为深圳一家著名IT公司的员工，宁静是幸运的。相比于同班同学，宁静一毕业就得到了这份稳定工作，拿着比他们高出不少的薪水。

　　但让宁静感到有些不足的是，工作5年，他的生活都和在大学当中没有太大区别。由于公司很大，在周边设立了生活区，里面住的全是同龄人。生活区里的各项设施一应俱全，餐饮、影院、健身馆、游泳池、KTV，甚至还有篮球场，在旁人看来，宁静的生活安定又舒适。但宁静不这样看：上班是这些同事，娱乐是这些同事，甚至找女朋友，也都是这些同事的姐妹。

　　“没有长大的感觉。”宁静说，毕业5年，自己的心态和对社会的看法还和5年前差不多。

　　组织功能再回头

　　对于宁静来说，虽然工作在私企，但几乎没有多少要为自己生活操心的地方。因为很难有和外界接触的机会，他的常态就是在宿舍和公司之间摆动。“先是觉得很舒心，再会有些厌倦，但后来根本离不开。”宁静说。

　　听到宁静的经历，在一家国有厂矿长大的李辉一脸羡慕之情。在李辉看来，宁静现在过的生活就像是自己父辈们过去的日子一样，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过着有规律的生活，不用为柴米油盐操心，只要每天干好工厂里交待的任务就行。“我倒宁愿是这样。”身处北京一家地产公司，几乎没有太多的保障，事事需要自己操心，李辉感觉工作、生活共同的压力让自己身心疲惫。

　　而在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看来，这样并不相匹配的对比，正是中国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私人企业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已经开始慢慢承担起一部分过去国有企业才具备的社会组织功能。”卞秉彬说。

　　在上世纪50年代国有企业成为主导之后，企业员工的“生老病死”都会由企业来负责，而作为“国家主人”，企业员工被要求发扬“爱厂如家”的精神，努力为国家和企业创造财富。

　　但是随着原有保障体制的解体，企业由“全都管”变成了“全不管”，尤其是改革早期发展起来的一些小型私企，不但劳动时间长，待遇低下，而且工作环境极为恶劣，这也造成了员工流动大、企业不稳定的问题。

　　这种弊端后来被很多企业主觉察，他们意识到，企业不仅仅只是员工用来谋生的场所，同时还是情感交流的场所，“生活化、家庭化”的企业文化被提倡，“相对于过去那种‘全不管’的景况，企业的社会组织功能被重新重视起来。”卞秉彬说。

　　但宁静却并不在意这样的组织功能。在他看来，在这个小圈子里生活的太久，一切都有被趋同化的危险：思维模式一个样，娱乐活动一个样，就连买东西都会一模一样。在这个圈子里，团购(团体购物)是最被推崇的一种购物方式，一次，为了一双拖鞋，也有数十人组织了一次团购。“所有人都害怕与外界交往，担心被骗。喜欢这种省时省力的方式，但节省下来的精力最后也都用到了工作中，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宁静抱怨说。

　　底线压力上的平衡

　　宁静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种种迹象表明，像宁静这样的白领员工，尽管工作环境在一步步改善，但工作压力和工作时长却同样在增加。

　　根据可锐职业顾问公司对2000名职业白领最新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有高达78%的人群都有过加班的经历，而每周加班16～25个小时的人群占到了43%。极端化的天天都加班的人竟然有34%之多。

　　“职场正在进入一个以功利化为导向的时代。”卞秉彬评价说。在公司的迅速成长阶段，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完善规划，迫使企业员工不得不以工作时间来弥补效率。与此同时，业绩成为评判员工的惟一标准，也使得员工竞争压力一步步加剧。

　　而为了缓和这种压力，避免出现极端化的事例，多数企业会采取一定的措施。通常的做法有，改善办公环境，创造出轻松愉悦的居家氛围；将“以岗为家”的理念隐蔽在企业文化当中让员工从内心中认同；给予员工略高于平均水准的工资，让他们产生一定的优越感。这些措施都会消解员工的抵触情绪。

　　根据可锐公司的调查，愿意加班的员工只有13%，但是为了加班而辞职的人只有4%，更有52%的人认可自己公司的加班环境。“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公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此时，一杯咖啡，一次涨薪，就会缓解很大的压力，或许会把一个员工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卞秉彬说。

　　这样的感受李宇身有体会，她曾经与宁静同处一个公司。在上班的第一天，上司发给她一张床垫。“以后你会用的着。”上司说。果然，进入公司之后，就是无休无止的加班生活，通宵工作也是常有之事。

　　她此时才发现，自己的床垫果然发挥很大作用。而当她几度产生要辞职的念头时，对比公司给予的待遇，却是周边企业中最好的。而上司也在有意无意间表示，能开出这样的薪水，就是包含有加班的费用。每到此时，李宇刚刚鼓起的辞职勇气又开始消解下去。

　　难熬的精英竞争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长期研究居民生活时间分配问题。根据他的研究，我国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总体趋势是工作时间减少，而休闲时间增加。在他的一项调查当中，我国城市居民每天的闲暇时间(平均为6小时6分)，与工作、个人生活必须、家务劳动这四类活动分别占总时间的21%、44%、10%和25%。从终生时间分配来看，工作时间仅占人生十分之一，生活必须时间占一半，闲暇时间占三分之一。

　　但是，不同的社会人群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各自的生活时间分配又具有不同的特点。从调查的结果看，以高学历，高知识为代表的精英阶层，工作时间不但没有缩短，反而有加长的趋势。“精英群体的竞争力来自知识资本，而知识资本消耗快储备慢，不但要投入较多的时间一边工作一边充电，同时还要应对精英群体内部的竞争，工作时间自然会加长。”王琪延说。

　　与此同时，从社会大环境来看，在经济发展速度高于6%，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期时，也会出现工作时长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而这个时段一般要持续15～20年。

　　由于长期在日本学习、任教，王琪延对日本1970～1980年代经济高增长期出现的同类问题也比较关注。“在那段时期，日本的高知群体也同样存在大量呆在办公室、不愿回家的人的现象。而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日本社会‘过劳死’案例的增多。”王琪延说。

　　根据统计，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社会每年都会有1万多人猝死。1981年，日本公众卫生学者上田铁之丞和田尻俊一郎共同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过劳死》，指的是由日常工作中日积月累的劳累，引发的脑病疾患和心脏病疾患导致突然死亡的症状。

　　“过劳死”现象的增多不但造成日本社会的恐慌，甚至出现因“过劳死”引发的诉讼。自那时起，人们才开始真正重视“以公司为家”的危险性。多数公司开始硬性规定，必须按时下班。而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过去，以及各个公司加强了预防，“过劳死”的数量才慢慢减少下去，“这样的教训但愿能为中国公司所吸取。”王琪延总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