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化的痛：现代白领期望社会关注其压抑处境

　　公司驻虫其实希望社会注意到他们的压抑处境

　　★ 本刊记者/孙展

　　5月28日，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公司员工胡新宇突然去世，他的死被很多同事认为是与加班时间过长相关。

　　胡新宇去世前是华为公司的硬件工程师，胡的同事在其去世后的悼念文章中罗列了他一天的工作时间表：一般在晚上近22:00坐上公司的班车从坂田基地回家，到家时间已超过23:00。然后早上7点又得起床去赶公司的班车上班。

　　从4月初开始，胡新宇所在的接入网产品线硬件集成开发部进行一个封闭研发的项目。这个项目开始后，胡新宇经常在公司过夜，甚至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床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早上依旧早起，8点钟吃早饭，9点钟打卡上班。“他深受华为文化的改变，认为不加班就是不对，加班才是正常的。”一篇文章如是说。

　　毫无疑问，很少人会主动选择超常的工作时间，除非有特别的动力。一份调查显示，在那些情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公司的人群中，有78%的人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的确，那些被认为是职场精英的人，相对与普通人来说，对工作总有超出常人的预期，“高付出高回报”是他们的生活信条。有时候，他们自身给予的压力，甚至远远超过外部实际存在的压力，而这种内在压力一旦转变为习惯，加班就会成为一种自律性的选择。“升职、加薪、学到更多的东西、促进企业的发展。”不少职场精英在期望自己付出努力的同时，带来个人与企业的双重收益。

　　这是一种“向上社会”中常见的景象，似乎没有这样一批人支撑，这样繁花似锦的场面也无从实现。但很少有人追问：自己努力追求的，是否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否是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承受的，是否是自己理所应当付出的？

　　而就在胡新宇事件发生前不久，他的同龄人——在外企EMC工作的高级秘书瑞贝卡则果断地对公司生活说“不”。

　　4月7日晚，EMC大中华区总裁陆纯初回办公室取东西，到门口后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而秘书瑞贝卡已下班。陆纯初几次联系未果后，于次日凌晨通过内部电子邮件系统发给瑞贝卡一封措辞严厉的英文“谴责信”，要求她以后“无论是午餐时段还是晚上下班后，跟你服务的每一名经理都确认无事后才能离开办公室”。

　　而瑞贝卡则不甘示弱，回信告诉自己的上司，“你无权干涉和控制我的私人时间，我一天就8小时工作时间，请你记住中午和晚上下班的时间都是我的私人时间。从到EMC的第一天到现在为止，我工作尽职尽责，也加过很多次的班，我也没有任何怨言，但是如果你们要求我加班是为了工作以外的事情，我无法做到。”

　　这封咄咄逼人的回信后来被转发到全国数千外企当中，瑞贝卡在网络间甚至被誉为“史上最牛的女秘书”。

　　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在同一背景之下被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胡宇新的死，还是瑞贝卡的辞职，都引发了对“以公司为家”现象的反思。如果说，瑞贝卡的辞职还仅仅是一种个人反抗的话，那无数在外企工作的职员，用他们近乎疯狂的转发邮件的行为，默默表达了对瑞贝卡的支持。

　　与此同时，同事间自发悼念胡宇新的文章也在网络间广为流传，人们在追忆这个年轻的生命时，也对他的遭遇感同身受。也许胡宇新的离去仅仅只是一个警示，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中，胡宇新的名字会随着时间的流失而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但是胡宇新曾经面对和留下的问题，却需要更多人去思考和解答。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教授所提醒的那样，“一个人的时间不仅仅全都是为了工作的，而是为了追寻幸福快乐生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