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在看守所，记者见到了年仅15岁的周小星，1.4米左右的身高，瘦小的身躯，白皙的皮肤，眼睛环视了一下周围，马上又低下了头，双手不停来回搓动着。

　　“知道你为什么被关押吗？”

　　“知道，杀了人。”颤抖的声音从他嘴巴里出来。

　　当记者问他知不知道杀人要负法律责任时，他泣不成声，颤抖地说：“是奶奶逼我的，家里没什么人管我，也没有人阻止我。”然后又平静下来，问旁边的民警，“叔叔，你们要怎么处理我呀？我什么时候能出去？”

　　周小星在家中排行老小，从小就和父母从村里搬到镇上住，但因父母忙于生意，对他疏于管教，15岁的他频繁换学校，上一个年级就换了两个不同的学校。他说他不喜欢读书，因奶奶李阿娘独自一人在老家负责大伯一家人的生计，他也会经常回去陪奶奶。

　　回老家陪奶奶时，奶奶经常向他倾诉堂哥在村子里或是在家里的“不光彩”事迹，并多次向他提起把堂哥给干掉，以解决家中的包袱。“堂哥他有点精神病，而且性格暴躁，经常打骂奶奶。”他说，他很少和堂哥一起玩，因为玩不到一块儿，而且堂哥还会动手打人。

　　奶奶在耳边的唠叨，让他也觉得应该把堂哥干掉，这是帮奶奶解除苦恼的最好办法。

　　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记者问起恨奶奶吗？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成熟的说了一句：奶奶是我亲人。

　　采访结束时，他再次向旁边的民警问起：“叔叔，你们会怎么处理我，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 （本报万城8月2日电）

　　编后：

　　编发完这两篇稿件， 心情十分沉重。一桩令人唏嘘的人伦惨剧就这样发生了。智障的17岁孙子走了，而六旬老奶奶的烦恼并不会随之结束，等待她和她15岁孙子的将是法律的惩处。试想，如果老奶奶或其家里人有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如果家里人、村里人对智障青少年更多一点爱心，这桩悲剧是否能避免？悲剧提醒人们，农村普法任务还很艰巨，农村残疾人的生存环境还不完善，和谐乡村的建设任重而道远。